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与乡村产业振兴(3)

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此背景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求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选择，把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的战略导向。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更好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和谐互动。比如，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通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可以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劲支撑和深厚底蕴。通过提高欠发达地区、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脱贫地区、农村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为填充甚至扩大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留下的市场空间提供收入支撑，有利于形成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产业市场扩张的“雁阵模式”，弥补城乡消费断层，延长我国产业发展生命周期，进而促进国内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畅通无阻。而国内循环的畅通又会对畅通国际大循环、发挥其对国内大循环的引领带动作用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如要求在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更好地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发展模式，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在满足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高端优质农产品、特色品牌农产品和功能食品的消费需求。

仅从城乡循环来看，当前工农发展不平衡、“三农”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把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攻坚克难的重点。比如，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5元，仅及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1%；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组（各占20%），从高收入户、中间偏上户、中间收入户、中间偏下户到低收入户，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仅及城镇居民的40.1%、38.0%、37.5%、37.8%和30.0%。同年，如果以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那么在农村居民中的高收入户、中间偏上户、中间收入户、中间偏下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22.8、446.1、314.3和222.0，在城镇居民中的高收入户、中间偏上户、中间收入户、中间偏下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15.9、352.0、251.8和176.3。可见，当前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而且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中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收入差距更大。仅从城乡之间、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状况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今后应把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共同富裕 看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一）将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排斥在乡村产业发展之外，盲目要求农业退出乡村、乡村向城镇看齐

近年来，部分乡村地区特别是非城郊型乡村地区，将农业发展排斥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视野之外，推动农业加快退出乡村，或将农业发展置于乡村产业发展的次要乃至依附地位；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农村现代化，不注重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融合发展，甚至简单要求乡村（产业）向城镇（产业）看齐、按城镇标准建设乡村。由此，导致乡村大量耕地被撂荒，或被交通道路、厂房、公用设施、休闲旅游场所占用，使得乡村越来越缺乏乡土味、农耕情，甚至乡村越来越像城镇。有的地方脱离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盲目推动农民发展乡村民宿、休闲旅游或其他非农产业，导致农业由乡村发展的“台前”加速转向“幕后”，甚至趋于消亡。有些地方的乡村建设盲目追求“高大上”，用城市思维治理乡村，推动甚至强迫农民集中“上楼”，导致农民发展庭院经济等乡村产业缺乏支撑，导致农民农产品消费商品化过程提速，进而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有些地方对美丽乡村建设拔苗助长，通过设立过高的环境美化和环境保护指标，加大畜禽禁养限养、秸秆禁烧力度，导致农业农村经济加速单一化、乡村生活加速城市化，稀释了乡村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内涵。

在少数乡村地区，上述举措可能确实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且不说其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能否持续，但就全国多数乡村地区而言，这种撇开农业的乡村振兴往往不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而且容易导致乡村旅游或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过多过滥，加剧同质竞争。长期来看，这种发展不利于实现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甚至会因前期较大的资源和要素投入，给未来乡村产业发展增加沉没成本或风险隐患。就总体而言，盲目要求农业退出乡村、乡村向城镇看齐，不仅容易让乡村丧失特色和神韵，而且容易牵绊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

（二）片面追求扩大乡村产业组织规模，抬高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