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迎来哪些重要发展机遇？

近日《三农三人谈》节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所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张红宇副院长，做客演播室，针对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013-2020年 就地就业农民工年均增加188万

1998年-2011年，我国农民工流动以跨省流动为主，跨省流动比例最高时达到60%以上。2011年，农民工流动发生转折性变化，省内流动比例提高至52.9%，成为异地流动的主体。这个数字在2020年达到了58.4%，省内流动构成异地流动的主要方面，这说明就地就近转移成为吸纳农民工的重要途径。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例在下降，省内流动比例在提高，返乡农民工也在回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有多重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是要破解什么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张红宇：

应该说，我国的城镇化还在持续推进中，去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8.72%，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概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但是客观讲，最近两年的城镇化有放缓趋向。

2013年到2020年，就地就近在本乡镇、本县域范围就业的人数每年平均增加188万，比外出就业的人数要高3.78个百分点。尤其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以后，很多的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县城、地级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包括人居环境都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对吸引农民工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到底是继续 “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就地就近就业，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趋向。这个改变趋向就是，留在本地的势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

所以我感觉，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办、国办出台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怎么样健康发展，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点。  

到2050年 我国城镇化率将接近80%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一种现实的趋势和大家的迫切需要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新的阶段。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3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74.4%；到2050年，能接近80% ，达到城镇化的“天花板” 。也就是说，到2050年左右，我们的城镇化基本上完成了，城乡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基本上稳定下来。

那么，为什么说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一个全面转型的时机？就是说由过去的高速城镇化转向高质量的城镇化；由过去的人口跨省区的、跨区级的大规模的流动转向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主；由过去过多地流向大中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转向要更多地发挥县城、或者中小城市的作用，这是一个背景。

在这个过程中， 中央提出来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我觉得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是在新的阶段，县城是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一个重要载体。全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狭义的县跟自治县有1000多个，它们现在吸纳的人口占全国总城镇人口不到20%，平均每个县城的规模是10万人多一点，应该说这个潜力很大。

也就是说，依靠县城为载体，既能够发挥规模效益，对农民又有一定的吸引力，也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未来我国推进城镇化、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二是有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过去，我国的城镇化出现了两极化的倾向，少数的超大、特大城市过度膨胀，有的甚至出现了“城市病”，还有一部分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因为没有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跟北京、上海这些超大城市差距太大而出现了衰落。所以，想要构建大中小城市跟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科学合理的规模格局，优化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就要发挥县城的作用。

三是县域这个范围是最有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县城是连接建制市与乡村之间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农民进城落户后，在农村的“三权”会不会丢？

有人可能会担心，大家都去县城了，那在农村拥有的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权这三个权利会不会没有了？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张红宇：

我国现在有2846个县级行政区，除掉了900多个区以外，有1472个县和397个县级市，前者吸纳了1.6亿人， 后者是0.9亿人，这两者加起来就有2亿多人。

其实，农民在农村的最大的利益就是“三权”，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权。这三个权利，中央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确了，不能因为农民进入城市安家落户，就要求农民退出这三个权利。要在严格保护农民三个权利的前提之下，尊重农民的意愿，让他们进城安心落户、就业，享受城镇化带给他们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