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罕见病为遗传性疾病，分子诊断帮助多大？(4)

　　邹朝春说，尽管阐明了诊断的多重意义，部分家长仍会因为即使诊断了治愈可能性小、诊断费用压力等，最终放弃早期遗传学检测，失去早期诊断的机会。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罕见病学组副组长、浙江省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副主任委员邹朝春教授。

　　黄辉也提到类似现状，“目前在肿瘤领域，相关的诊断治疗都非常受关注，尤其在一些肿瘤可实现精准靶向治疗的情况下，结合肿瘤的基因组，有机会匹配到靶向药。而罕见病领域基因检测没有引起特别重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很多遗传病或者罕见病都缺乏非常有效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她认为，“如果越来越多的罕见病在明确病因以后，能有更好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案的话，基因检测对于患者的意义就会大幅提升。”

　　从整个罕见病领域甚至人类疾病的层面来说，分子诊断不仅仅停留在确诊层面。例如，吴志英等人2011年发表于《自然-遗传学》的重要成果就始于其2005年遇到的一例罕见病患者。

　　“我当时已经是一名主任医生了，但在一次门诊中看到一例病人，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给他做出诊断。”这例患者从小求医，求诊到吴志英面前的时候已经16岁了。“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或者在过马路行走速度加快时，只要有类似这种改变，她就会突然出现像跳街舞那样的不自主动作，不可控制地持续20秒左右，你和她说话她仍然可以对答，神志清楚，但就是停不下来。”

　　这样的病例以往通常会被当做癫痫来治疗，但疗效很差。“我写下了‘特殊类型癫痫’，但同时打了一个问号，我再写上了‘发作性运动障碍’，但我不知道是哪一类，因为当时不懂。”联系了国内多名专家，亦没人能给出答案。

　　于是她开始查找相关资料，“那时候查个国外文献也很难，周末跑到图书馆去待了好久，到处查。”最终发现，早在1967年，国外就有人报道过“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舞蹈手足徐动症”。而在2004年，有专家在Neurology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PKD）的临床诊断标准，但没有关于致病基因的报道。

　　为什么国内很少报道？而她遇到的病例又是家族性的。历经5年时间，吴志英带领团队收集到8个PKD家系的血液样品，并成功追踪到了PKD的致病基因，即位于16号染色体上的PRRT2基因，这也是PKD的第一个致病基因。10年后的2021年，吴志英团队和熊志奇团队再次联手报道了PKD的第二个致病基因TMEM151A。

　　一个新致病基因的发现，意味着一种疾病精确诊断和针对性治疗的开始。“现在孤儿药为什么会层出不穷？就是一个病例一个基因不停地去破解问题，源头就在发现致病基因的做基础研究的人，或者是做检测的人，或者是医生，各方力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然后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案。”周文浩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实验室技术，如果一个病人以前做过某一类检测没有找到原因，那么随着技术发展，也许可以再重新对他们进行评估、重新检测，也许能够找到原来没有找到的变异。”沈亦平在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上提到，“我们应该对每一个病人都尽量达到确诊的目标，当然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

　　另外还需重视的一点是，罕见病在分子层面的诊断也有助于预防。沈亦平将其视为临床遗传学的第一大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把预防做好，特别是严重的罕见病就可以大大得到缓解。”他补充道，“现在的基因组医学已经给我们对疾病的预防，特别是罕见病和遗传病的预防，赋予了非常好的能力，看我们能不能够按照新的理念和新的技术做到人群的扩展层面。”

　　沈亦平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谈到，他自2008年以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罕见病领域，每年超过一半的时间在广西、江西等地从事遗传学知识指导、培训等工作。他以广西地中海贫血防治介绍道，在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公众科普工作到位、基因检测等新技术的推广下，“全区范围的重型地贫出生率由10年前的2.26/万，下降到了目前的0.22/万。”

　　重型地中海贫血，是严重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类溶血性疾病，依赖终身规则输血和规则祛铁治疗。沈亦平提到，在广西，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携带率高达24%，也就是说大约4个广西人中就有1人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这是疾病预防的一个成功的案例，非常有效，但是还有很多其它可预防的疾病，或者说其他还有那么多疾病，我们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