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晓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三农有怎样的密切联系？

导读：对于我国而言，农业现代化、农村投资和消费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治理等都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体制制度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在“惊险一跳”时期，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

2021年，我们国家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深刻变化，面临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年一些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前车之鉴需要正视。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实现中等跨越，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十四五”时期是极为关键的时期，应该怎样发力？我们就此对话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

马晓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01、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面临“惊险一跳”

主持人：您认为，当前我国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最后“惊险一跳”时期，为什么说是“惊险一跳”？

马晓河：1998年中国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今在中等收入阶段经历了23年。经过12年高速增长，于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后又经过10年快速增长，2020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061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我国正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中间靠右临近高收入区域。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经济体人均GNI增长到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相差20％至30％区间时，就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高风险区域。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一些与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十分不同的矛盾问题。最突出的风险问题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转型冲突出现同频共振。此时如果应对得当，就跳上高收入国家，应对不当，即使跳上也会滑落。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曾经跳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后又滑落，因为缺乏橄榄型社会结构。我国在2020年人均GNI是10610美元，距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是16.7％至16.8％，正好跨进了20％的区间，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阶段，所以我说“惊险一跳”。这时候我们面临三大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经济结构转型，第二是社会结构转型，第三是体制结构转型，三大结构转型以后，我们会稳定跨向高收入阶段。

02、除人均GNI外两个70％和两个60％是重要指标

主持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一直以来不乏争议。有人认为是伪命题，有人认为中国并不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对此您怎么看？

马晓河：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出现的一系列矛盾特征变化，这些变化带有客观性、共同性特点，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普遍规律。我国在最后的跨越时期，出现了一些与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不同的现象特征，而这些现象特征与世界银行所描述的“中等收入陷阱”吻合。

第一个特征是，经济增长受到边际效益递减率的全面影响，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以2010年为转折点，中国经济增长转入下行通道。第二个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转换，中高收入阶段中，以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开始失灵，新的发展方式对经济增长尚未形成足够支撑力。第三个特征是，矛盾长期积累后阻力会加大，面对多个方面的矛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原有体制和政策安排在应对上显得力所不及，经济社会向前发展需要基础性制度供给。

主持人：怎么样才算是实现中等跨越并迈向高收入阶段？具体衡量指标是什么？

马晓河：衡量谁是中等收入国家、谁是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制定了定量标准。比如2019年，世界银行把人均GNI在4046至12535美元范围的划入中高收入国家，把人均GNI在12536美元及以上者划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NI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