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晓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三农有怎样的密切联系？(2)

除了人均GNI这个众所周知的指标外，与此紧密相关的几个结构变量也要达到一定水准，这是可以寻找和总结出国际经验值的。具体而言就是，经济体的最终消费率应达到70％以上、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达60％。另外影响消费、创新、社会进步的中产阶级也应达到一个相应比例，以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看，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度应达到60％。达到了“两个70％和两个60％”，代表该经济体具备跨越能力，经济、社会和制度形态都发生了标志性的结构性变化。

03、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是中等跨越的重大风险

主持人：您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结构转型，两者之间的关系肯定是非常复杂的，请您简要谈谈。

马晓河：“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转型问题。

在经济实际运行中，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既有规模因素，比如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规模都以相同速度增长了，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有结构变动因素，比如，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过程中，在需求侧表现为，在临近高收入阶段门槛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在供给侧表现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资本技术型产业为主。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结构变动获得。

再看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不同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也不同。例如，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结构，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会太高，经济增长也不会太快。相比之下，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市民化社会结构，工业特别是服务业比重会很高，经济增长也较快。向高收入跨越过程中，人口会大量向城市集聚，由此带来市民化社会的形成，中产阶层迅速成长带来了橄榄型社会的形成。那么，这些转型如果成功，将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主持人：从我国现状分析，经济结构转型有什么样的特点，要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

马晓河：中国现在面临的转型困境有，从国际环境来看，欧美发达国家中高端产业对我们造成“挤压”，发展中国家中低端产业对我们形成了“供给替代”，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有两条战略途径可供选择，一个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潜在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实现从外需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的转换。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实现产业发展高端化，提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产业依靠“两头在外”，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这种产业发展方式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会遇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强烈约束，那么就对我们提出了改变原有方式、走产业高端化道路的要求。依靠技术引进和跟踪模仿是难以实现产业高端化的，产业高端化只能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提高原始创新和前沿性技术产生，还要依靠体制和政策引导。

主持人：您提到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农村发展都占据关键位置，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实现中等收入跨越的重大风险，为什么？

马晓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农业现代化、农村投资和消费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治理等都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体制制度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在“惊险一跳”时期，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此时，必须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抓住我国实现中等跨越的最佳机会。

比如经济结构转型，到了最后跨进20％的临界区域，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需求结构中消费要上去，让消费引领经济。此时面临一个问题，农民收入如果上不去，消费上不来，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就上不去。在由消费支撑净经济增长的作用里，农民是一个大块。

再有就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有两大指标，市民化社会和橄榄型社会结构。发达国家2020年城市人口占比都在80％以上，东亚国家比重更高，日本91％以上，韩国82％以上。因为东亚人多，资源稀缺，属于紧凑型城市化，或者叫密集型城镇化。中国面对的问题是，能不能在这20％区间内完成城市化建设，构建一个市民化社会结构。另外，橄榄型社会结构比较稳定，我国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怎么建立？这里又涉及到农民，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5亿农民里有大量低收入者。两个社会结构都建立起来，就稳定了，不容易滑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