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晓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三农有怎样的密切联系？(4)

主持人：您在研究文章中提到，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减缓趋势，与日韩的发展规律相反，应引起关注。但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反而是好事，可以降低城市化问题风险。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马晓河：城镇化进程过缓，会抑制农业人口继续向外转移，既对农业进一步现代化带来不利影响，又会延缓市民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首先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尔后是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在产业替代过程中还伴随着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这就是城市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极大的进步，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20年63.89％。但同世界不同收入类型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上升快于同等收入类型国家的时期，只发生在低收入阶段后期和中低等收入阶段。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后，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放慢，城镇化率也明显低于同类型国家。

在工业化的中前期，城镇化滞后，有利于国家集聚资源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优势产业，并有利于推进城市现代化，但到了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要求转型内需导向、消费引领，还有迈向发达经济体要求构建一个充分城市化的市民化社会结构，此时城镇化滞后就成为抑制经济发展、拖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瓶颈所在。作为实现市民化社会的载体和依托，城镇化能将供给与需求两侧有效结合起来，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拉动经济增长，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以社会结构转型带动经济结构转型。

主持人：您在文章中谈到，中国经济要迈上新的大台阶，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请您详细谈谈思路。

马晓河：从策略上来看，首先，要形成上建“群”、中构“圈”、下强“底”扩“底”的城镇化战略思路。上建“群”，就是要在全国区域布局上，构建一批生活和发展质量高的大城市群，形成骨干结点；中构“圈”，就是要紧密围绕各个大城市，发展起内部联系紧密、交通便利的依托城市圈层，群与圈结合，提升和带动城镇化；下强“底”，就是提高现有小城镇的人口承载能力，改善临近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和均等化；下扩“底”就是对于现有贴近城市群、都市圈的人口超过2000人以上的行政村，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所在城市群实现同城化。

其次，要坚决贯彻落实“全面取消”和“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条件的改革政策。除了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外，应该真正放开放宽农民进城落户条件。要建立一种激励机制，就是谁先放开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条件，谁就能得先机、能先获利。

05、在三农领域“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都很必要

主持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提法引发了广泛关注。“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是什么样的关系？具体到三农领域，该如何运用这两种调节方式？

马晓河：“跨周期调节”在2020年被提出，指的是两个周期之间，即从周期向周期过渡的时候，通过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它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率稳定在一定区间内，避免出现较大波动，适用于长期产业结构的调整。“逆周期调节”提法较早，往往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抑制经济增长过快过度下滑；在经济增长过快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抑制经济过快增长。主要目的为熨平经济波动，防止风险累积而造成系统性后果，适用于平抑短期的波动。总的来说，“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让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但是适用条件不同，“跨周期调节”适用于长期调整，“逆周期调节”更倾向于短期调控。

在三农领域，两种调节方式的运用都很必要。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农村的消费，调整消费需求，也就是在经济增长低谷阶段，通过有效投资，增加农民的有效消费，比如农村的公共服务领域这一块，可以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建设、设施农业建设等方面加强投资。从长期来看，为了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三农领域经济应保持稳定增长，可以在农业科技发展、农民教育投资、城市化建设投资等领域进行调控。

原标题：实现中等跨越，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三农——对话马晓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