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晓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三农有怎样的密切联系？(3)

总而言之，在实现中等跨越中，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急需扩大农村内需，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中，建立市民化社会需要推进人口城镇化，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也需要农村低收入群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农民也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也应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由政府提供的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说，既要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也要从迈上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政策和体制保障举措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04、公共资源使用上要 注重建制度、提能力

主持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目前我们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马晓河：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四点，第一，农业处于半现代化状态，有可能会拖全面现代化的后腿。自2010年以来我们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就，包括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农产品商品率、土地生产率等都在不断提高。但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几个关键指标距离实现基本现代化还存在差距。比如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从2010年以来是放缓了，这与日韩当年的趋势相反。

第二，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结构性矛盾突出。既有总量供给不足问题，也有质量和效率问题，特别是与城镇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基本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但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城乡循环、扩大农村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缺失。

以农村物流为例，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还存在堵点和梗阻，制约了农村消费提升，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为城镇人口的50％，农村5亿多人口的消费还未释放，农村地区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这就要求乡村建设必须紧扣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筑牢消费“根基”，畅通城乡产品服务供应网络，打通消费“堵点”，强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消费“短板”。

此外，就学难、看病贵、养老难依然存在，省际间、城乡间社会保障差距大，问题突出。有的发达地区养老金比较高，比如上海、北京，而在不少地方，60岁以上的老人一个月养老金才100多元。在地域和城乡的待遇保障差距过大时，社会矛盾会出现风险点，这也是我说“惊险一跳”的深层考虑之一，因此制度上的改革必须要加快脚步。

第三，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从2011年到2020年，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从2.9倍缩小到2.56倍，但绝对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1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多14033元，到了2020年差距扩大到26703元。另外，农村内部群体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更应值得关注，从2011年至2020年，农村内部的群体之间差距扩大程度要远远大于城镇。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农村还存在大量低收入者，抑制了整体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

主持人：反观日韩等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马晓河：日韩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城乡关系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城市化加速推进下形成了市民化社会结构，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消除条件下构建了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农业也迅速实现了现代化。

当我们的公共资源一定时，把公共资源用在哪里，既能消除社会风险，又能加快社会转型，这是不一样的。政府有钱，给谁最好？应该给穷人，给最需要的人，因为穷人的边际效益最好。但是给的钱花完了怎么办？所以要建制度，提能力，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建制度，就是加强和健全对低收入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提能力，就是注重对农民技能、能力等的提升和培训，缩小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系统性支持农业农村农民方面，与日韩当年的举措都是一致的，希望在制度性安排和支持上，力度再进一步加大。我认为，当前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日韩是强制建立养老保障，城乡没有差别，全国统一的。此外，还要高度重视农村低收入群体问题，建议设立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促进他们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