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三农问题亟待制度体系破题

作为政策官员出身的学者，温铁军青年时期下乡为知青，经历过工、农、商、学、兵，后来考入人大新闻系，学生时代就有国际视野，之后历经解放军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人大农发院院长等职直至退休。

70岁的温铁军还是“愤青”。人们常说，人年轻时不愤青是没心，年老时还愤青则无脑。但温铁军并不赞同，“不信邪”是他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拟给自己的墓志铭。

他早在1996年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测及建国之后工业化周期规律的判断都非常有见地，但他对世界更为深远的价值还是一种全新的看问题视角，提醒人们看到任何改变都要多问那么一句：代价呢？

他是一个对农民获得公平待遇抱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对激进现代化持警惕态度的学者。9月12日，温铁军在北京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作为长期做政策研究的学者，他的思考已经成为了国家政策，他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风吹走了什么？

《慧见》：你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新世纪之初三农就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你如何看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温铁军：其实说我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不太合适，我不外乎就是把90年代那种比较偏重于农业生产的政策讨论，增加了两个维度：认为应该强调农民利益维护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如果不讲农村发展只讲农业生产，政策是有偏差的。

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是国家还需20年才能完成的重大战略。根据小平同志的说法，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鼓励部分人先富；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最终造成的是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小平同志40年前就定了这个目标，在2000年进入新世纪之前要实现全面小康，8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带动农村百业兴旺，也确实展现出共同富裕的前景；只不过因为80年代后期要应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接着又是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外资退出，同期乡镇企业大面积歇业与国企破产造成劳动群体收入下降，使整个90年代用财政做二次分配的方式来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能力严重不足，虽然1993年确立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缺乏财力就做不到。

现阶段再度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党的历史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恐怕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如果不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任由贫富差别拉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撕裂，拿什么应对严峻的全球化挑战？ 

《慧见》：你所指的全球化挑战是疫情以来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吗？

温铁军：其实不是。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充满挑战的，为什么现在讲历史上前所未有，因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近这两届政府都在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向全球转嫁美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泡沫崩溃的代价。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越多进口、越多为世界生产，就越多吃进通胀，简单说叫输入型通胀，有谁愿意继续这样吃人家的代价吗？这是全球化挑战的第一大问题。

接着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了，那些靠着价格飞涨受益的国家已经把收益都花掉了，当价格陡然降下来，比如石油价格从148美元又降回到30美元的时候，这些得了原材料涨价好处的国家突然没好处了，消费突然萎缩，就导致全球通缩。

从全球通胀到全球通缩，客观上是那个所谓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一手造成的，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个吃进代价的方式走吗？为什么我们要调整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因为一会儿全球通胀，一会儿全球通缩，进口通胀和进口通缩对我国来说都是承担了美欧日连续出台量化宽松的成本转嫁。加之近年来全球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连续进攻，即使我们想走老路，人家也不让了。

所以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挑战不仅仅是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破坏，实际上疫情之前已经有10年左右时间，我国一直面临着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的全球化成本转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