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三农问题亟待制度体系破题(2)

《慧见》：从《八次危机》到最新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你的著作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就四个字——成本转嫁。我对此的理解是当风吹过来，人们会注意到风吹来了什么，而忽略被风吹走的东西。创造和消耗是一体两面，人们容易只看到改变的创造性，忽视了改变的消耗性，你为什么能一直反复提醒我们要对任何改革（改变）都要问一句，那么代价呢？

温铁军：很高兴你能用一种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描述。诚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被风吹走了什么！可见，我无外乎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基本常识。其实，咱们从小就学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no pains no gains。既然是普通人都有的常识，为什么好像只有我在这样说。故意忽略常识的人可能背后有某种利益在引导。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种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相互博弈，都希望增加自己的利益，甩掉成本。这也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现象。

《慧见》：农民其实是弱势群体，你出生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就先后进入了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什么让你注意到被转嫁了成本的弱势群体？

温铁军：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历了基层的锻炼，老三届都有十几年在基层的工农兵生活，高考恢复上大学的“新三届”在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机关要更新换代，需要人，于是，这些有过基层实践的人就参与了国家政策研究，就会比较贴近底层。

三农是党一直以来的政策，但特别关注三农就是那个阶段开始的，以农民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以农村的发展作为政策主要考虑的目标。这在80年代是主要方向。到90年代，主管部门开始比较倾向于把美国那套教科书理论体系搬过来，有人就爱说美国农民如何，其实概念错了，应该是说美国农场主如何，然后把西方那一套农业现代化当做赶超目标。这种情况下我才不得不斗胆多提了几句质疑，请注意美国农场主和中国农民，这种基本概念的内涵不同，也许应该归因于翻译有误。

三农问题亟待制度体系破题

《慧见》：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三农问题的文章中总结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你觉得现在这两个基本矛盾还存在吗？

温铁军：两个基本矛盾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基本国情矛盾是“人地高度紧张”，还没有根本扭转，所以才大量进口外国的能源、原材料、粮食、饲料等等属于“土地密集型”的资源和农产品，我们现在进口的农产品折抵中国的耕地总量已经占到了30%以上。

第二个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从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到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各部门已经向农村投资了几百万亿的设施性资产；因为，农民无力自主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无力完成资本积累，只好由政府投资来完成，这就已经很大程度的改变了乡村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但我们在原来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全部制度、法律、政策乃至于政策操作的部门都还没改。

《慧见》：你觉得制度层面未来可能最先破题的会是哪里？

温铁军：我在1988年《土地管理法》出台之际就提出应以城乡土地“同权同利”为原则，现在看有所改进。首先改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但外部开发必须保留50%以上的土地用于本村或收益返还本村，这是一个重要调整。再有就是现有的农村资源性资产价值化，例如闲置物业、土地、山林、水面等都开始在不改变性质的条件下票证化交易，意味着从实体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

《慧见》：之前你通过实验和调研下过结论“东亚农业模式就应该是小农村社模式” ，而不是建成“像美国大农场那样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这是当时的国情。现在你认为这种国情改变了吗？

温铁军：我一直强调世界三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中一类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野蛮资本主义，最大的野蛮在于把南北美洲和澳洲等大陆的原住民基本上消灭光了，外来殖民者把土地和资源占为己有，移民就有了大农场。但中国人是原住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农业只能学习东亚模式，不妨多向旁边看一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比我们先进入现代化，但他们仍然是小农村社制，这就叫东亚模式。这两种异质性很强的模式之外，就是欧洲那些大量移出人口的殖民地宗主国形成了“莱茵模式”，也叫“温和资本主义”。

我国多年改革，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但基本国情还是如此。虽然高速发展过程中确实推动了一些群体获益，但带来了复杂严峻的成本，主要是发展的代价被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承载，造成了严重破坏。资源环境承担了代价却无声，说不出来，只有在某些特定场合特定条件下才会爆发式的演变成危机。比如现在全球气候灾变，就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不反思自己的发展方式，只是听任那些“技术至上”的专家们去处理，往往事倍功半，恐怕主要就是因为思想没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