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升一降”显成效——看浙江嵊州如何打造“枫桥式”监察办

　　“去年，嵊州各乡镇（街道）纪委、监察办自办案件数同比上升72.4％，检举控告量同比下降21.5％。”谈起去年办案办信的成绩单，浙江嵊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徐善斌颇为欣慰，“‘一升一降’的背后，是我们把基层监督与治理效能提升相融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枫桥式’监察办创建带来的最新成果。”

　　众所周知，发轫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是全国政法综治的一面旗帜，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核心要义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历久弥新。从乡村出发，“枫桥经验”衍生出城镇版、网上版等，并从社会治安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

　　徐善斌告诉记者，在监察全覆盖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力量，推动监督下沉落地，用监督促进基层治理，成为了一个全新课题。能否从“枫桥经验”中汲取营养，从而找到解决方案？“枫桥式”监察办的命题由此率先在嵊州应运而生。

　　要想管得住，首先得有严纪律。为了让群众心中有底，让监督有章可循，2018年底，嵊州市专门制定28条村级权力清单，并且为每项权力设置了相应运行流程图，划出村干部履职红线，确保村级权力顺轨运行。

　　刘仲尧是长乐镇水竹村党总支书记，说起这“28条”，当了25年村干部的他感慨良多：“这几年，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开展饮用水提升工程，修驳河道石坎等，大小工程确实不少。可往往到了村里，稍有不规范，就容易出现风险点，也很容易受百姓诟病，引发干群不合。”

　　如今，重大决策事项如何商定？村级不同金额的工程和物资采购如何开展？村级财务怎样管？宅基地如何批？8个大项、28条权力清单，几乎覆盖了村级事务的方方面面，尤其针对这几年农村信访量最大的“三资”管理问题，不仅明确了村干部办事流程，还给村民监督提供了依据。

　　“表面上看，是给权力戴上了‘紧箍咒’，实际上是我们的‘护身符’，让干部清白、让百姓明白，少了流言蜚语，做事再也不怕说三道四。”刘仲尧坦言，虽然比起以往，有时程序烦琐了些，但身心却轻松许多，只需按流程用心做好服务工作，骂声和埋怨自然就少了。

　　让村干部们感觉到责任与压力的，还有家门口的“纪委”。56岁的俞岐明长年从事工程建设，去年换届后，成为甘霖镇苍岩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委主任。而按照市里推行的“两不宜三聚焦”要求，俞岐明不再具体管辖村庄工程，一门心思搞监督。

　　所谓“两不宜三聚焦”，即换届选举产生的村监会主任不宜分管自然村工作，不宜分管村务财务工作，且必须聚焦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落实“两个维护”情况、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等，目的就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务监督工作，推动村监会工作步入法治化、规范化、高效化轨道。

　　角色的变化，带来了目光焦点的转变。“过去，我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搞监督难免腰杆子不够硬。现在我关注的是，挖机数是否与实际配套，水泥质量能否达标，小工与工程量有没有脱节。虽然工程上有监理，但我毕竟时刻在村里，又懂工程建设，方便时刻监督。”俞岐明说。

　　俞歧明还有个身份——村监察工作联络站站长，只要发现任何疑似存在违纪违法的行为，就可以把信息第一时间向镇纪委、监察办汇报。为此，嵊州市纪委市监委专门开发了一款名为“监督上报”的小程序，便于275个村（社区）的村监会、监察信息员和监察工作联络站实时上报线索信息。

　　信息化手段也让曾经享誉全国的“民情日记”有了新内涵。石璜镇雅璜村是“民情日记”制度的发源地，如今在嵊州，从手写日记到信息系统，只要群众、企业等提出需求，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合力破题，线上就能精准匹配办理层级和责任单位，并落实反馈时限。

　　“民情日记”直达百姓“痛点”，再加上联络站这些“前哨”组织，便可近距离发现基层“小问题”，切实把初信初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减少信访存量和增量。去年在嵊州市，信访举报总量、检举控告数量、反映农村党员干部数量等指标数据，较2019年分别下降19％、31％和23％。

　　在徐善斌看来，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关键要向基层延伸，打通“最后一公里”，做到上下一起施治，全党一体从严。建立“枫桥式”监察办的初衷，就是抓早抓小、注重源头防治，通过加强对基层公权力的监督，更好地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本报记者　朱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