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保障。乡村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也影响着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和农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党获得农民支持，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回顾我们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实践历程，总结学习党治理乡村的历史经验，对我们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政权下乡：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治理与实践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可以看作是特殊的乡村治理，它为积蓄革命力量，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战略依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起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率先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实践，开始了乡村治理的有益探索。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从军队抽调党员干部帮助地方发展党组织，保证党组织对根据地的领导。二是不断推进基层政权建设实践，工农红军组织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建立了各级工农民主政权。三是积极进行武装斗争，为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提供强有力保证。四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先后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在边界各县开展分田运动，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这些举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保障胜利的前提下，我们党领导乡村治理的政策也进行了一定调整。一是积极推进乡村基层政权建设。通过“三三制”吸纳社会各阶级参与政府组织以适应抗战需要，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巩固提升基层政权。二是成立各类群众组织。鼓励并指导农抗会、妇抗会、青救会等社会组织发动群众从事抗日救亡、社会生产等活动，使其赢得民众的信赖，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领导权威。这一时期，群团组织对瓦解封建保甲制度、拓宽党在乡村的社会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通过兴修水利、发放贷款、组织互助等办法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各解放区重点加强基层政权和群团组织建设，通过调整干部配备、健全领导机制等，使人民解放军有了稳固的后方。此外，这一时期的土改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和强大的物质保障。

政社合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乡村治理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党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提升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为农民融入新生的人民政权打下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重塑基层政权，规范了乡村的基层组织建设。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开始在城乡基层普遍建立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还规定乡和行政村并存；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法律上明确了乡镇政权在乡村的合法地位，为我国乡村基层政权奠定了制度基础。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乡、镇建制逐渐被初级社和高级社所取代，形成了以“一村一社”为典型特征的村社合一的体制，农民不仅被纳入到国家的经济体制中，也被纳入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中。这段时期，以政权建设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基础，我们党进一步发展了党支部、共青团、妇女会、农会等组织，为打破乡村治理族权、重建乡村治理秩序打下了组织基础。

乡政村治：改革开放后党的乡村治理实践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也实现了转型发展。在经济体制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的农业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乡村治理模式也开始寻求突破。1980年，广西合寨村率先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一举措经过两年的总结和完善，在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写进《宪法》，村民委员会成为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此后，我国基层政府逐渐恢复乡（镇）建制，乡村治理开始由政社合一向村民自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