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在这种共识下的行动，也就是疫苗研发各方彼此帮衬、相互依存。疫苗研发涉及多个部门，“碎片化”格局主要表现在政策协调和资源共享两方面，不易构建起激励研发的制度体系。比如科学家希望创新出具有广谱免疫应答的疫苗，但这同时意味着更多异常反应，因此监管部门认为其安全性是难以接受的。又比如疫苗研发资源散布在科学院、科技部、高等院校、部队、央企、医疗机构等系统，过去他们之间缺乏有效合作。为了在紧急状态下组织动员全国优势力量实现特定科技创新目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于2020年2月成立疫苗专班。该专班由科技部、卫生健康委、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其担负起协调部门间目标、同向发力的重任。其有力凝聚起医疗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和监管部门的全部优势力量和要素，实现毒株分离、动物试验、产品制备、临床研究等工作“医研审产”联动，从而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前提下推动疫苗研发。
2020年12月25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包装车间内工作。新华社发
协同行动同样表现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新冠疫苗是全新事物，需要调动科研单位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长期投入研发和积累知识。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是一次次危机倒逼出来的。从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科研单位借助禽流感、甲流、埃博拉等多次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政策窗口，充分利用国家的支持性体制机制，持续放大有用知识的积累，在技术平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新冠疫苗研发中，政府有效嵌入产学研网络，动态掌握前沿信息，疫情伊始就重点支持5条技术路线12项疫苗研发任务同步推进。疫苗专班引入科研攻关“竞跑”机制，这种精准识别和支持“高手”和尊重研发主体经济利益的方式，引导疫苗研发产业链上下游紧密联动，共同与病毒赛跑。于是，在习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国，企业成为新冠疫苗研发的真正主体。
3.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尊重市场的新型举国体制提高研发效率
归纳而言，新型举国体制体现在新冠疫苗研发中，是以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健康为政策目标，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制度、协同攻关，聚焦疫情防控的战略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制度安排。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解了市场失灵和“碎片化”政策体系。“只算人民健康账、不算经济账”的战略决策，为科研攻关单位大规模投入研发提供了可信承诺和一致目标。以疫苗研发工作专班为代表的制度化保障，不仅实现了药监部门与科技部门的高度协同，还改变了各主体成本收益权衡，塑造医疗机构、科研单位、监管部门、企业、部队等主体协同行动，最大限度提高研发效率。良好的协同结果正向反馈给上述目标和结构，进一步强化协同行动的实施，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源自研发能力的长期积累，包括与之相关联的药品检验、审评等监管能力进步，以及政府嵌入产业识别“高手”的政策网络。这既不是单纯市场演化的结果，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交互作用：一是市场机制和企业利益被承认，二是国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开展政治动员，这是一种尊重市场基础上的新型举国体制。换言之，知识积累和政策支持仅仅是静态的结果，新冠疫苗研发得益于协同体系及其运行。上述内容阐述了中国新冠疫苗研发的学理逻辑，有力回应西方某些人士片面认识。
新冠疫苗研发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其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政府和企业彼此尊重、上下同欲、反复互动的实践结果。这种政策目标一致、政治动员有力、主体边界清晰的制度，我们在理论上称之为“举国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研发能力的积累和政策窗口仅仅是新冠疫苗高效能研发的过程性变量，具有韧性和灵活性的举国协同才是催生这一成功的深层次制度因素，这对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具有普遍且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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