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庇荫——母亲不识字，但她却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文/熊宗荣

在编修广水市熊氏族谱以前，我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一无所知。族谱编纂中，我接触了一些老谱资料，又与一些老学究进行了座谈，逐渐对我的家族历史有一些了解。

说起家族历史，必须从我祖父谈起。我祖父名上富，字贵卿，住应山县宝林乡杨家岗村大熊家塆。祖父是清朝末年人，读过诗书。祖父读过的书多得数不清。搬家时，我那不识字的母亲，将祖父的书装成几担，请人走三十多里路程，将书挑到新家。后来，我有时也翻了翻那些书，都是线装书，大部份看不懂。只记得有一部书的名字叫《辽凡纲鑑》。这些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四旧”，被我这个“红卫兵造反派”统统挑到大队部付之一炬。到我长了些岁数，才知道我当时该是犯了一个多么沉重的错误。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事，心里便隐隐地痛！

据说，祖父还考取过功名。证据是当年祖母偷偷留下祖父遗留下的一个顶戴。但究竟是秀才还是举人，我不得而知。一是祖父去世早，家里的人对他印象模糊；二是土改后我家从杨家岗搬到蔡河镇徐店村，周围的人对我家历史不了解，很少有人谈起；三是父母亲从不对我们讲祖父的事情。每当我们问到祖父，父母亲便讳莫如深，急忙引开话题，脸上露出惶恐的神色。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祖父饱读诗书，先在杨家岗街上当了一名教书先生。后来，不知遇到什么机遇，被升任到湖北省当阳县当了三年县长。任期满后，又转任到鄂西陨阳县当县长。三年后，祖父回到杨家岗老家候任。大概那时的县长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后离职回家等待下一期的任命。

正在这时，应山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邻近的河南省桐柏县大土匪王老泰率一千多名武装土匪攻破了应山县城，在县城烧杀掳掠。那时，我祖父正在老家候任。他如果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便什么事都没有。我祖父可能是书读多了，呆蒙得可爱。他考虑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县城有难，他理应挺身而出，为国出力。可怜他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进县城便被土匪捉了。

那次土匪攻城，应山县损失惨重。王老泰的土匪在县城连抢三日。抢够了，掳足了，土匪们便押着县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以及应山县城的富豪乡绅包括我祖父在内的一千多人，经蔡河、郝店、吴店向河南桐柏方向撤退。因我祖父是候任县长，王老泰等土匪便以为是个“肥票”，标价3000块大洋，钱到赎人。3000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哪能筹那么多？我祖父可能是个大腐儒，他一路走，一路骂声不绝。土匪王老泰一看这个“票”可不是个善茬，大洋没见到一块，反倒挨了不少骂。于是，他恼羞成怒，就在应山与随县交界的岩子河将我祖父杀害。那一年是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我祖父四十九岁。

祖父被害时，我父亲十三岁。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大家子人，屋里失去了顶梁柱，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幸亏有我曾祖父接济，一家人的日子才勉强可过。

后来，我父亲兄弟五个长大成人，陆续成家立业，家庭人口大增，需要分家立灶，各奔前程。我祖父生前虽然当过几任县长，但没有给家里留下钱财。那年月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战争连年不断，地方财政拮据，常常入不敷出。祖父名曰县长，实际上是一个穷官，未给家里带来实际好处。这时候，又是我那曾祖父拿出钱来，购房买田，供我父亲兄弟各有安身之所。

我的曾祖父名居啟，是个生意人。他在杨家岗街上开了两个行：一个“斗行”（粮店）；一个“染行”（染布店）。两个行的生意兴隆，曾祖父多年积攒，手中有些钱财。现在儿子没了，孙子长大了，他不能看着不管。于是，他便拿出多年来做生意的积蓄，为孙子购买田地房产。

购买房屋田产，在哪里买呢？宝林杨家岗实际上是个穷地方。人多田少，烧柴困难，水源稀缺。宝林河虽然有水，但田高水低，看得见用不着。我曾祖父打听到应山县城以北四十里的蔡河镇徐店村这地方“柴方水便”，是居住的好地方。我曾祖父就在这里买了田地、山场、水塘和房屋。

田地房产买好后，但我父亲兄弟五人都不愿意搬来居住。因这一带极不太平，地方上有高右虎、洪卓虎、彭极虎等“五虎”；山上有岭子寨、兴王寨、芦茅寨等“五寨”。豪强称霸，土匪横行。哪家殷实一点，土匪知道了，能一夜把你抢个精光。所以，我父亲兄弟五人宁可挤在杨家岗，耕种几亩薄田，也不愿搬到徐店来住。

后来，解放了，实行土地改革，按家庭人平土地和房产来划分成份。那时，我父母在杨家岗租种别人土地，每年要交租完课，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曾祖父在徐店村买的土地，虽说自己没有耕种，但按政策规定要算在我家头上。父亲兄弟五人，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这样算下来，我们五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那时，农村土改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划成地主富农的家庭，不仅多余的土地、山场、塘堰要拿出来分给雇农、贫农、下中农，而且房屋、家具、耕牛，甚至家庭私蓄，也要拿出来再分配。民愤极大的地主，还要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甚至枪杀。这架势，把父亲兄弟五家人都吓蒙了。他们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

这期间，只有一人没有慌张，那就是我母亲。当全家人慌作一团时，她在动脑筋，冷静思考。农村土地改革，这是国家的大政策，谁也不能逃避。但怎样才能不划成高成份呢？母亲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母亲姓刘，她找到土改工作队一位姓刘的工作同志，认作姐弟。关系熟了后，母亲私下对刘同志说：“大兄弟，你帮我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既不违犯国家政策，又能避免划成高成份。我们这一代人背个高成份好说，但不能让我的子子孙孙出不了头哇！”

那位刘同志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听了母亲的请求，说：“老姐姐，这是一件大事，可不能违犯国家政策，你塆里的人都看着呢？容我再想想。”

几天后，母亲再次找到刘同志，刘同志对母亲说：“老姐姐，你们几家现有的土地都没有超过界钱，关键是蔡河徐店的田地、房屋和山场是个大数目。既然你们五家都没有搬过去住，又没有耕种那里的土地，这就有回旋的余地。我帮你出个主意，你回去召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你婆婆单独过，把徐店的那些田产，大部分房屋和山场都划在她的名下。这样，你们几家就都没事了。”

母亲一听，高兴极了。她拉着刘同志的手说：“大兄弟，你这个主意可是求了我们全家。我代表家人，谢谢你！”

就这样，祖母划成了地主，父亲兄弟五家都划成了中农。因父亲在杨家岗租种别人的田地要退出来，因此，我们家便率先搬到徐店来住。祖母在塆里年龄大，辈份长，为人和善，虽说划成了地主，大家都没有难为她。祖母也没有单独过，而是在五叔家和我家轮流住，后人们对她都很孝顺。老人家最后活到八十多岁，也算是寿终正寝。

母亲的智慧带来的庇荫，不仅在当时使几家人度过了难关，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凸现。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扭曲的日子里。我无数次亲眼看到那些成份不好的人被“造反派”拖出来批斗，捆绑吊打，监督劳动改造；我又亲眼看到那些成份不好的人家子女无缘参军、入党、招工、转干和升学，无数有作为的青年一辈子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我还亲眼看到那些成份不好的家庭子女找不到对象，成不了亲。有条件的只能找同等成份的人家“以亲换亲”，以解决人类的本能需求和家庭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

而我，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能侥幸考上大学，走上仕途。我的子侄辈大部份都先后走出农村，找到工作。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的远见与卓识。

母亲不识字，是个文盲，她一生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母亲却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感谢母亲的庇荫！

二Ο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