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着力缩小“三大差距”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的悠久灿烂文明为世界各民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近代以来，为摆脱列强入侵、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不利发展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百年探索，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迈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之一。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表明我们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追求共同富裕贯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和拓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开创的，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独特的政治优势。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我们要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面对的问题，深入学习和理解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容，把握共同富裕思想的精神内核。

从思想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福利主义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

长期以来，中西方对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产生了不同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矛盾，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相关讨论大都围绕这个根本矛盾展开。在发展理论中，西方经济学强调优先“发展极”，即优先发挥工业主导部门、工业资本和投资的作用作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使用工业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以形成发展的增长极与“大推进”动力。这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甚至社会分裂，引发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一些经济学家强调工农业和区域平衡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通过福利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和完善各类社会福利项目，以实现社会平衡发展。但正如一些西方思想家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破坏和清除传统地方社区和共同体为前提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剥离和疏远了人们的社会纽带和社会关系，失业、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和社会撕裂是个体主义极端发展的后果，这也成为我们理解西方以个体和团体保障为标志的国家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总之，西方的福利政策乃至“福利国家”是建立在弱化社会关系、强化个人权利、强调个体福利与国家发展对立冲突的基础上的。这种发展与福利间的冲突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反映，当前西方社会中族群对立、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等大都与此有关。

与西方福利思想的渊源不同，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对共同富裕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对共同富裕目标作了新的部署，对共同富裕道路作了新的探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提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部署：“十四五”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完整勾画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间表、路线图，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又顺应了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方向，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彰显了党的初心使命。

可见，共同富裕思想不同于西方的福利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结晶。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根源于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在实践上则与中国高速、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相比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前进道路上的成就和挑战是我们理解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基础。就当前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而言，共同富裕思想所直接面对的挑战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现阶段，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与收入之间，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大差距”或“三个不平衡”。从实践层面而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缩小“三大差距”是关键。

推动城乡融合，走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

城乡融合是最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特征之一，是共同富裕思想在发展领域的重要表现。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并超越单方向、单维度的城市化，建立城乡互动、交流、融合的发展格局。

从溯源的角度看，城乡二元对立并非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发展路径。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以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的过程，以个体化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消费主义和极端平权主义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西方社会中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基础。

反观中国城乡发展的历史，则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城市化道路的鲜明特征。在传统中国，城市既是广大乡村社会的管理机构，又与乡村存在有机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明清时期，以市镇为中心的区域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形成了星罗棋布的中心城镇。城镇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贸易和集散中心，而农村则是城镇的“乡脚”。城镇和乡村之间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鸦片战争以来沿海的贸易城市成为掠夺农村原材料和倾销外来工业品的基地，城乡对立由此产生。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复杂多元的国际国内环境，国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由于重工业都集中于城市，因此形成的城乡关系基本是以工业为核心的“乡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关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乡镇企业所引领的工业化带来了第一波发展高潮，发展的重点和重心都在农村。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沿海地区“世界工厂”的兴起，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涌向沿海工业城市，中国开始了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西方不同，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外出务工人口。在世界历史上，城市化引起的人口流动多表现为单向度的人口迁移，而中国则表现为双向乃至多向的、持续的人口流动，且规模之大史无前例，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已达到了3.76亿人。近年来，有些学者从对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研究转向对务工人员流动“动力”的研究。一些研究发现，外出务工人员的双向流动是一种“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常态，农民外出、流动、回乡形成了复杂的家庭结构分工，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也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和返乡意愿，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民工的流动性返乡，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通过这些流动的人群传播到乡村，而由“养育出色的孩子”这一观念所支撑的农民工，也为城市文明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农民工返乡还带来了资金的跨城乡流动，他们回乡村盖房、在县城买房，土地、劳动力与资金在城乡之间形成了持续交流的互动过程。这是由“家庭本位”的中国文化特点导致的。近年来，虽然东部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不快，但是中西部广大腹地的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县城成为城市化的主战场，只是这个“主战场”是以外出人口返乡购房、结婚、陪读为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战及乡村振兴加快推进了城乡融合的发展。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国家及社会各界对乡村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彻底改变了中西部广大腹地农村的基础社会和公共服务状况，这不仅使贫困农民不愁吃、不愁穿而脱贫，还为城乡融合发展真正铺好路、架好桥。在这个意义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远远超越了救济、福利的意义，而更具有发展战略的意义，这也是与西方福利思想和政策的根本不同之处。中国经济社会的真正发展并不限于大城市，城乡之间尤其是县域也是充满活力的发展地带。这是共同富裕思想表现在城乡发展方面的战略意义之所在。

下好全国一盘棋，推进区域均衡发展

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具有全局意识，加大国家能力在区域间的平衡和调节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需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依靠加强中央政府的调节能力来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一是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利用政策因素加快实现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给予各种类型的财政转移支付，以促进地区间财力均等化，这主要是通过从东部发达省份汲取更多财政收入，转移到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支出。目前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在促进共同富裕和区域平衡发展的效果仍然有提高的空间，如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设计，提高其精准性也需要深入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理念与政策工具。这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也展开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和重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快速发展。

但是，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我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一些“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仍然供给不足，尤其在“一老一小”群体，即养老、育幼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提出了很大挑战。其次，在养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中，城市和农村、职工和居民之间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很大，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之间的巨大差距。此外，我国当前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需要一定平衡，尤其不能陷入福利主义陷阱，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也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了很大挑战。

聚焦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无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是什么，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对低、中、高三大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有过明确论述，“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于低收入群体重点是“帮扶保障”，对高收入群体是“规范调节”，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

21世纪以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快速增加。但是，这一群体的发展依然面临问题。一是在人口中的比重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结构不合理，以中低收入者为主。从社会研究的角度入手，应该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构成变化进行深入研究。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等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人群，而其中进城农民工群体应成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重心。

打赢脱贫攻坚战标志着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以建档立卡为主要手段的精准识别是其重要前提。但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依然规模庞大，对于这部分人群，除了夯实帮扶保障措施之外，社会建设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措施。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许多低收入群体家庭面对“隐形低收入”甚至“隐形贫困”问题，只有靠家庭和谐、乡风文明、社区建设和守望相助才能予以实质性帮扶。

对于高收入群体，除了通过国家法律和税收政策等予以规范调节外，还应该进一步探索第三次分配的实现机制。第三次分配是道德驱动的分配，包括公益慈善、社会救助、志愿服务等。与第三次分配相配合的，是如何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风尚。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出“富了之后怎么办”之问，提出通过“文化自觉”实现真正与物质生活富裕匹配的精神富裕，这种精神富裕的核心在于“推己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实现真正的“美美与共”和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

作者：周飞舟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