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勇：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信用治理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城乡关系逐渐转向城乡互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外部性、长周期性和准公共产品属性等特征。大力强化城乡流通设施建设、资源要素保障、要素自由流通等外部支撑体系的同时，还需消除城乡体制性障碍，保障城市要素顺利下沉农村，并培植和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然而，城市发展资源助推乡村振兴，不可回避的发展瓶颈是乡村的信用治理。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着力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在实践需求与理论空缺的双重驱动下，信用治理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多。然而，现有成果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公共信用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法律规范、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协调保护、失信惩戒合法性及法律规则、声誉机制的约束效应、未来相关立法方向等议题上，缺乏针对乡村信用治理的研究，这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极不对称。因此，从乡村振兴战略入手，聚焦乡村信用治理问题，厘清治理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乡村振兴下

　　乡村信用治理的必要性

　　信用治理是指依托社会信用体系，以信用信息为媒介，利用信息甄别、信用评价、信用奖惩等方式对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实施全程管理，以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乡村信用治理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乡村信用治理是构造我国社会信用治理体系“闭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大部分，乡村社会信用体系自然属于题中之义。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信用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乡村信用治理在我国信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城市视角构建的社会信用治理体系是不完整的信用治理体制，是立足于旧的城乡关系的治理思路。这种信用治理体制不但不能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推动城市要素有机导入农村社会，实现“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制度鸿沟，压缩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空间。

　　第二，乡村信用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内源性发展。内源性发展起源于对外源性发展模式的反思，强调打破地域限制，利用外源性资源，培养地区的内生动力以实现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基是产业振兴，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而乡村振兴的最大短板便是我国农村普遍缺少可循环的资金要素。近年来，在政府和企业的主导之下，大量城市生产要素流向农村，极大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但这些外源性资源能否成功培育农村的内生性发展力量，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和农业经济是否得到发展。总体而言，开展乡村信用治理，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可以有效缓解金融机构在提供农村金融服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农村交易成本，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乡村的金融效率，保障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最终实现农村金融市场与乡村产业、农业经济的互促发展和良性循环。

　　第三，乡村信用治理提升政府的乡村治理效率。依托统一的信用体系，在农村推行信用评价机制，建立健全联合奖惩体制，同时运用算法的智能决策，政府可以构建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乡村信用治理以信用信息采集、信用信息评价和联合奖惩等手段替代原有的法律规制与法律惩戒，促使政府由乡村管理者转型为乡村综合服务提供者，实现乡村社会成员自我监督，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有望利用乡村信用治理突破乡村模块化治理局限，整合各部门治理职能，将国家治理权力渗透和下沉至乡村更广泛的领域。信用信息的采集、信息红黑名单制定和联合奖惩机制要求农村各职能部门联合行动，建立统一的数据甄别、归集和共享体制，推动各部门间执法资源的整合配置，增强乡村的治理力度。乡村一直属于法制规制的薄弱区域，大量区域都依赖非正式规范发挥作用。建设乡村信用体系，开展乡村信用治理，政府可以借助大数据信息技术手段，对乡村多元非正式规范进行算法改造，增加了国家对乡村的治理深度。

　　构建乡村振兴下的

　　乡村信用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