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涉农“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2)

一是完善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保护农业知识产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强信贷服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不仅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有力保障，更是高质量农业科技金融服务的基础支撑。美国、德国、日本等农业强国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制度体系。针对融资问题，美国陆续出台了《农业信贷法》《小企业融资法案》《经济政策法案》等法律法规，为农业知识产权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农业科技融资体系构建提供了制度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科技发展。

二是健全农业科技信贷配套机制。德国、日本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形成了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农业科技创新融资模式，主要通过建立以信用担保为主的配套制度，构建风险分担和防范机制，使注重安全目标的银行信贷能够较好地适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限、高风险、高收益”的融资特点。例如，德国建立的政府担保与多层次风险分担的科技金融机制，以及日本成立的遍布全国的信用保证协会，拓宽了“轻资产”科技企业的担保融资渠道，为银行的农业科技信贷服务提供了坚实的风险保障。

三是打造多层次的农业科技资本市场。美国等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主要形成了资本市场主导的农业科技创新直接融资模式。依托发达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市场、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场外交易市场、以纳斯达克为主的二板市场、证券交易主板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各类股权和债券融资，满足农业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的融资需求。

四是构建知识产权融资服务体系。知识产权风险是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大制约因素。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面起步较早，普遍建立了知识产权融资政策及融资机制。例如，日本采取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在知识产权融资相关法律、担保、价值评估等方面给予政策保障；美国专门成立小企业管理局，允许以知识产权作为担保向小企业发放贷款，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

我国农业科技金融服务的有益探索

相比世界农业强国，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相对滞后，但总体上也处于由科研向应用转化的蓝海阶段，并形成了政府“新基建”引领、农业龙头企业主导、农业科技企业赋能、互联网巨头推动四大驱动因素。立足国情农情，我国聚焦四大驱动因素，以建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同推进、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的投融资体系为目标，积极探索金融资本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衔接路径，这些探索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奠定了基础。

一是探索头部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通过并购获取核心技术已成为农业企业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路径。金融机构通过加强与农业科技企业对接，制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不断拓宽农业企业并购重组的融资来源。以种业为例，在股权融资方面，种业发展投资基金的作用日益强化，如2019年中信农业产业基金与海南省政府共同发起设立南繁育种创投基金支持现代农业科技项目；在债务融资方面，金融机构积极发展银团贷款、并购债等产品和服务。

二是推动设立政府主导的引导基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产品特性，对于诸如种业领域等技术外溢性强的基础性科研成果转化，加强政府资金投入和引导是解决其成果转化资金短缺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国家聚焦种业，积极探索设立种业引导基金。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等全国性引导基金，以及江苏、安徽、山东等地设立的地方性种业引导基金大量涌现，不断吸引金融资本、社会资金进入，发挥了对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的引导效应。

三是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兼具高创新性、高收益性和长期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对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的高依赖性。以种业为例，截至2021年末，我国在国内主板（沪深Ａ股）上市的种业企业有10家，在新三板挂牌的种业企业有62家，在创新层的种业企业有4家，在基础层的种业企业有5家。与此同时，瑞华种业、神农大丰、敦煌种业、农发种业等也通过出让部分股权给风险投资机构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进行融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渐趋完善，优化了各个发展阶段农业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推动涉农领域“科技—产业—金融”实现更高水平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