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走向。

　　数字化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

　　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同时也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应有之义。迈入新的历史时期，数字化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令乡村治理共同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治理结构扁平化。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在于强调“一核多元”的管理架构，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构建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格局。这有助于有效降低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成本，实现权责适配，提高治理效能。二是治理主体多元化。通过数字信息平台建立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机制，可打造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治理主体在数字化空间中不断延伸与扩展，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有助于促进多主体间的互动通畅，强化各主体间的信任感，促进多元主体关系网络耦合。三是治理资源共享化。将多元数字治理手段置于乡村社会各个场域，可增强工作统筹力、组织覆盖力和管理智治力。这有助于实现横向功能扩展与纵向权力延伸双轮驱动，推进社会公共资源向乡村倾斜，实现成果共享、发展共赢。四是治理价值再生产化。通过凝聚乡村社会的理念共识，构建数字治理的新伦理规则，有助于树立乡村振兴的“德治”意识。在乡村治理范式转型过程中促进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可提升治理共同体的韧性水平，拓展价值范围。五是治理工具数字化。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区别于其他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特征就是引入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具有工具属性和数字化特征，在提供乡村公共服务便利时，可实现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各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延伸空间治理尺度，强化社区情感维系。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形势，数字化治理已然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式。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与拓展，为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指引。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就是要重塑治理理念、激发主体动能，优化治理工具、增强治理能力，锚定目标效能、增进人民福祉。

　　人人有责：重塑治理理念，激发主体动能

　　以数字化之“力”，重塑治理理念，推进人人有责。在本质上，共同体是理性与感性叠加的有机结合。在此意义上，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化动态资源与基层治理力量的有机结合。为此，亟须理念重塑和路径优化，并发挥多元主体智慧，整合优势力量，激发主体动能。

　　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机制。党建引领从根本上确保了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制度设计及制度供给，以党的全面领导激发各治理主体的行动自觉。党建引领强调的是密切联系群众，把广大群众组织好、凝聚好，引导群众参与基层公共议题和事务。在确保多元治理主体充分发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促进多元主体功能耦合和治理效能提升。同时，充分考虑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见表达和诉求回应，进而保障信息共享和利益表达制度的完备化。

　　另一方面，激发多元主体动能。无论是协商民主还是社会协同，都需要培育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因此，应强化基层群众自治能力，转变数字化服务理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进治理工作。在数字理论与实践、法治规章等方面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群众的数字化素养，激发群众参与动力。尤其在法治意识、责任担当、宽容以待、共情能力和理性协商等方面，应做到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辩证统一。推动社会资本投入乡村建设，鼓励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参与家乡数字化建设，并加大社会组织的服务购买，协同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保障整体数字安全，促进群众收入多元化，持续激发各方主体积极性，扩大社会经济效益。

　　人人尽责：优化治理工具，增强治理能力

　　以数字化之“力”，优化治理工具，推进人人尽责。人人尽责，就是将主体职责显性化，要求所有主体各归其位、各担其责。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创新数字化治理工具，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工具的迭代更新，有助于社会事务处理得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符合各方群众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