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丽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四个关键问题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1年1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讨论稿）》，明确提出“强化乡村振兴要素保障”。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正确认识四个方面的问题。

正确认识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考虑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标志着从2002年开始我国调整城乡关系的政策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到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核心还是侧重城市发展，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发展；而城乡融合发展则是将农村作为与城市同等重要的有机整体，实现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改变长期以来各种发展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关系。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作了明确的阶段性划分，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意味着目前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要考虑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基础上思考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和方法。

在城乡融合背景下考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的核心是要把发展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转变为发展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尤其是要促进发展资源，包括市场、资金、人才、管理等要素从城市向乡村流动，这就要求乡村建设除了需要考虑如何缩小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还需要从能够吸引发展要素向乡村流动的角度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面临庞大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财政、村集体和个人难以实现乡村振兴，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乡村就变得格外重要。早在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就专门提出要“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而目前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仍然不是十分积极。这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土地、财政、税收等各方面的支持政策不够明朗，支持社会资本下乡的力度不够，无法打消社会资本顾虑；另一方面因为农业投资回报收益不明晰、投资风险高等因素约束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因此，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如何鼓励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还需要从政策和金融等方面提供明确具体的配套。另外，还要避免出现资本下乡方式的单一化，也就是目前各地普遍采用土地或者其他乡村发展资源流转的方式，而村集体和农民的收益主要依靠租金，虽然资本下乡，但是并未形成村庄和农民的发展动力，导致后续发展能力不足。

乡村振兴目前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人才不足，促进人才的双向互动也格外重要。虽然大学生村官、驻村工作队以及驻村第一书记等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人才不足问题，但是这些人才中的一部分进入乡村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离开乡村。当前很多城市通过落户、住房、财政、公共服务等多种方式吸引人才，但如何吸引人才下乡仍然没有推出太多具体措施。一些政策更多聚焦于吸引人才返乡，而非人才下乡，从而限制了人才的范围，人才下乡还面临着政策和条件的双重约束。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如何吸引人才、如何留得住人才，改变乡村人才向城市单项流动的趋势，是非常关键的。目前，在一些地方开始探讨实施乡村CEO计划，即聘请专业人才来经营乡村集体资产，从而壮大村集体经济，这些尝试为解决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困境起到了探索性的作用。

乡村和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关系是连续的。当前城市发展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城市空间的有限性约束了一些功能的发挥，城市的一些业态可以考虑向乡村转移。从公共服务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上，将会议、养老、团建、研学、培训等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业态作为乡村发展的新产业，从而拓宽乡村产业发展的思路，通过产业转移，使城乡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为乡村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可持续的资金和建设标准。总而言之，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将城市动能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促进发展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互动。

正确认识乡村社会本身正在转型，在理解乡村社会新特点下谋划乡村振兴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