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丽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四个关键问题(2)

长期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被称为是相对封闭的、人员身份比较单一和同质性的乡土社会。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面向农业和农村的政策不断调整，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调整、社会治理等方面政策的变化，以及乡村社会本身的不断发展变化，推动乡村的功能从承担附属功能向核心功能转变，农业从承担农产品保障供应功能向多元复合功能转变。具体来说，在当前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社会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新特点。

第一，乡村中居住的人口结构变得复杂和多样，不同身份性质人口的权利以及和村集体的联结关系差异大。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来看，乡村人口可以分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体现的是农户经济权利的实现，尤其是村集体资产管理盘活或村集体经济壮大所产生收益分配获益的最直接依据，也是获得土地承包权的最重要的支撑，和乡村集体的经济联系最为紧密。从户籍制度来看，乡村人口可以分为有本村户籍人口和无本村户籍人口，无本村户籍人口中包括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蓝印户口或农转非户口，这些人口虽然没有本村户籍，但在很多地方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此外还有无本村户籍的同时也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口。因此，村庄中的人口可以分为拥有村户籍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村户籍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村户籍但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人口、无户籍也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人口四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人口的居住空间也不仅仅局限于村庄，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乡镇、县城等其他区域，其生产和生活又和村庄是割裂的。此外，随着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通过租赁房屋的方式在乡村居住，成为新村民，虽然这部分村民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其生活在乡村，和村庄的社会联结非常紧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从而使得人口结构上城乡之间的联结变得越来越紧密。

第二，乡村的业态结构发生变化。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研学考察、培训会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电商等新技术和市场渠道对农业从满足自我消费为主向市场导向转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和壮大也使得农业朝着市场导向发展，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农业生产体系的重构。乡村业态结构的变化催化了乡村人口就业、收入等结构性调整，也带来了乡村建设内容和标准的变化，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必须考虑到农村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所带来的新要求。

第三，乡村社会治理内容和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乡村的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容都在不断增多，村干部结构变化以及逐步走向职业化，国家治理结构也在不断向乡村延伸，乡村社会变得更加开放。

第四，随着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逐步深化，依托乡村自我管理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维护已经无法继续运行，乡村已经无法承载日益增多的基础设施维护成本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民的需求越来越朝着市民化的方向发展。

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乡村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而是充满了开放性，这也要求乡村振兴的定位要考虑到乡村社会的变化和转型以及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推进城市化所造成的“空心化”，更要考虑到乡村人口身份和权利结构的变化；要考虑到乡村新业态培育和产业发展本身转型升级的需求；考虑到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扩大化后的可持续运营和维护等。

正确认识乡村发展资源及其转化，合理谋划乡村振兴的实现方案

很多地方在谈到乡村振兴时，往往都会提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缺乏资金、土地、资源、产业，但在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控制耕地非粮化以及各种建设用地指标的严格管理下，乡村振兴的建设用地指标扩大在短期内难以突破。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很多村庄存在大量的闲置宅基地，包括农户的闲置住宅以及生产性用房等。这些房屋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有的已经成为危房，有的因为早期缺乏有序规划，影响村中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村庄新旧房屋混杂，极大影响了村庄整体环境的提升。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在土地资源的供给上，应该优先考虑如何盘活村庄中的资源存量，包括闲置宅基地资源以及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核查清晰的集体建设用地等。目前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已经有了很多实践探索，包括聚焦于“闲置宅基地利用模式”，如周庄特色田园乡村发展的节地模式、上海“睦邻四堂间”模式等，欠发达地区偏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具有代表性的有金寨县“货币+宅基地”退出模式、宁夏平罗县“收储式”退出和江西余江县“村民自治”模式等。这些都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盘活闲置宅基地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盘活村庄闲置宅基地除了能够解决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土地困境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资源盘活，提升村庄整体环境，为村庄建设奠定基础。另外通过闲置资源的盘活也能够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也为村庄培育新业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