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新征程上有效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既面临国内农业资源要素约束趋紧、农户分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挑战，也面临农业比较优势转换、国外低成本低价格农产品进口增长等压力。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和压力，需要创新思路和举措。在继续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继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把这些改革举措谋划好、实施好，进一步激活农业资源、激活农业要素、激活农业主体，是提高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一、进一步完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制机制，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创造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优势特色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所增强。但对照农业强国目标，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国际竞争力弱是突出短板，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补齐。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减少农业劳动力，使留在农业的人占有更多的人均耕地等资源要素。2023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仍高达22.8%，从国际经验看，还有较大下降空间。农耕历史悠久、人均耕地资源较少的亚欧发达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与我国目前水平相近后的10年里，第一产业就业占比普遍经历了快速下降过程。例如，日本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1968年的19.8%下降至1978年的11.9%，法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1961年的21.6%下降至1971年的12.8%。到2035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存在比2023年降低约10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解决我国独有的难题，突出的是要消除城乡之间和城镇内部的双重二元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在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方面能够同迁入地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为消除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和实现市民化的顾虑，需要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包括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内的成员财产权。继续持有这些成员财产权是他们的权利，自愿有偿退出这些成员财产权也是他们的权利，需要探索自愿有偿退出的具体办法、打通市场化退出通道。

二、进一步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农业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程度提高，需要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看，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应坚持“两手抓”，一手抓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单个经营主体的劳动生产率，一手抓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小农户主要作业环节的劳动生产率。

从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看，需要与时俱进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是顺应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就业多元化的产物，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保障承包户承包权益的基础上实现对经营权的有效放活。随着实践发展，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针对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经营权稳定性及其地上附着物投资权益保障的担忧，需要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尊重承包户意愿的前提下，鼓励经营权长期流转，支持长期流转的经营权及其地上附着物确权登记，赋予原有经营者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包后的优先续租权，稳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预期。 针对土地租金过快上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来的成本压力问题，需要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防止土地流转价格不合理上涨。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不能用行政手段推动土地流转，也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农业生产特点及其有效管理的边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