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雄：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作为人口大国，吃饭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意味着我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供给。我国粮食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了历史性的“十七连丰”，各类农产品的供给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但即使如此，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以及农产品消费提档升级，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优质农产品供需关系仍处于紧平衡状况。由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把“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放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位置，足以看出中央对粮食安全的战略性思考以及要牢牢把住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决心。

一、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仍十分紧要

粮食连续多年的丰产丰收始终与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并存，粮食安全形势并非高枕无忧。这要求我们既要把握好农产品需求侧的变化趋势，也要发现农产品供给侧的短板和不足，更要时刻防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的不利影响。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消费需求升级。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不仅增加了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总量需求，也对各类农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相关预测，2030年中国粮食消费量将达到1.6万亿斤，将给国内粮食生产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消费者更加关注食品的营养健康，不仅要吃饱吃好，更要吃得健康吃出花样，农产品保数量、保多样、保质量的任务越来越重。

二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仍不牢固。地少水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客观约束和主要制约，构成了资源禀赋上的短板。有利于水土资源节约和高效率使用的高标准农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少地区农业靠天吃饭的问题尚未有效改善。先进的科技和适用的装备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仍不充分，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小农户为主的生产格局使得农业生产难以实现生产环节的规模经济，削弱了农产品的稳定供给能力。农业优质劳动力脱离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趋势仍在继续，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农业生产服务组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资源、条件的上述演化，最终都将转化为生产成本的攀升，而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相比，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速度相对较慢，供需之间的缺口在慢慢拉大。

三是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增加了粮食贸易的不确定性。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进口是我国调剂国内农产品需求的重要手段，而这一手段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国际形势稳定且能够确保国际贸易有序进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粮食价格出现波动，部分国家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粮食出口。尽管这些国家粮食供应的变化对我国影响并不大，但是它引发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因外部冲击而造成的粮食贸易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负面影响的放大效应。除新冠肺炎疫情外，当前国际贸易摩擦频发，有可能会波及到粮食贸易，这要求我们在充分、合理地利用好国际市场、加强对粮食供给侧进口端监控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国内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与供给，以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二、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要多策并举

适应生产、加工储运和消费的需要，建构起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禀赋潜力、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适应各种市场特征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体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仍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转变观念的同时，要把确保土地和科技装备等要素投入、建设完善生产经营体系和流通体系、构建起全方位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政策支持和保护体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使之协同发力。

一是牢固树立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多的烦恼优于少的困顿”的观念。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具有刚性需求特征，同时它也是诱发和放大市场价格波动的基础性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其生产和供给较之其他产业而言，受自然、市场和生产者意愿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更大，更加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因而基于效率因素的单一考量建立一个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需恰好平衡的格局几乎不可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贸易格局下，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中国立足国内资源，尽可能经济、理性地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是必要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多了，一定也会有“多的烦恼”，但对“多的烦恼”的化解一定远易于破解“少的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