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乐：扎根民间文化，追寻理想坐标

　　他是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他从艺术创作转向艺术人类学研究，广涉艺术学、民族学、文艺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他游弋于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世界，在田野工作中展开问题网络，在社会工作中深化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

牛乐 光明图片

　　“艺术的起源”“人类学视角下非遗保护的理念、方法与路径”“如何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过程性保护实践”……近一段时间，由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西北民族民间美术研究所所长牛乐主持的“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系列高级讲坛一场接着一场，在学界引发广泛关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牛乐的工作正是以问题意识为主导展开的。

　　从多民族文化艺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手工艺传统的价值转化到文化产业开发，牛乐致力于将自然、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论观照，他的研究具有比较大的学科跨度和问题跨度，这源于“位育论”对他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学者潘光旦曾借用《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句提出著名的“位育论”，以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则自然生长发育，传达出深刻的天人关系意涵，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社会之间互动、互构关系的生态化理解。在牛乐看来，艺术人类学研究是融汇了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综合研究，有科学、哲学、艺术学研究的多元文化基因，尤其是将“艺术”作为人类文化起源、创新、传承的原动力和综合表征，将艺术的生产性、传播性、共享性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生成的动力机制，这些特质与他的艺术背景和思考方式不谋而合。

　　说到艺术背景，牛乐早期的求学生涯着实丰富。他自幼学习绘画，先后在西安美术学院附中、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毕业后工作的一段时间也主要从事艺术创作。后来，他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攻读了硕士学位，又重回西安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对民族艺术和人类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逐渐转向纯粹的理论研究，此后他还在四川大学完成了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多年来，牛乐在多学科的“分”与“合”中完成了研究风格的蝶变。如今，他同时在艺术学、民族学和文艺学三个学科招生并开展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级科研项目等，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我的科研项目多数来源于田野工作中的思考和领悟，通常从一个问题原点展开，很快延伸到其他领域，形成一个生长的问题网络。”牛乐告诉笔者，“尽管这些项目原有设定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内涵，但是我最终都把它们变成了问题式的研究，而非按照预设的内容做命题式的科研。”

　　牛乐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他在大量的田野工作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他认为，“这是一项面向基层，服务社会的事业，必须兼顾科学性、人文性以及社会实际需求，因此，细致的田野工作和扎实的社会调查是必需的工作基础”。

　　从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牛乐曾频繁往返于甘肃省的临夏州、甘南州、定西市以及青海省的黄南州、海东市等地区开展田野工作，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发掘、整理、保护和研究，累计开展了70余次田野调查，行程二十多万公里。他的研究涉及唐卡艺术、民族民间手工艺、民俗节日等诸多领域，在路上、在乡间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牛乐曾对临夏砖雕（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时十年的跟踪研究，见证一种跨民族传承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变迁，由此完成的《素壁清晖—临夏砖雕艺术研究》使他在学界站稳脚跟。他也凭借该书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最高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学术研究常被称为“坐冷板凳的事业”，而牛乐一直乐在其中、乐此不疲。他的祖辈中有多位二十世纪初期甘青地区的著名教育家，渊博的家学及祖辈的影响，使他甘于扎根民间文化，不断追寻着人生的理想坐标。

　　关于民族民间艺术，牛乐有如下阐述：“中国的民间艺术是多民族共创的文化果实，山河位育，天人合一的本原文化精神赋予其深邃与空灵的质感，使其蕴含了中华文化丰富的生命样态与基因本色。正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铸就了中华艺术独特的风骨、气象与神韵，书写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史诗。”因此，他深知自己的生活与创作不能脱离人民大众丰富的文化、生活与情感世界。基于这样的感悟，他把民间视作一种具有特殊空间尺度的文化生产场域，作为一个富有生机、充满能动性的生活世界展开研究，并将艺术的直观感觉和情绪能动性嵌入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