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融合促进乡村未来社区建设

社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建设是实现社区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保证。所谓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是指通过对乡村美好生活所涉及的条件和问题进行超前预测与规划，运用整体性思维系统解决社区发展在未来面临的问题，指导当前的社区建设，从而一方面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避免西方已经遭遇的现代性问题。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学者将其整体内容概括为“三体”：其一，“硬体”部分，即社区公共设施、建筑等有形的实体；其二，“软体”部分，指社区文化、风俗习惯、道德信仰等社区规范或精神力量；其三，“韧体”部分，指社区权力结构与组织关系等。打造社区美好生活，三者缺一不可。

乡村社区集生产、生活、生态与景观于一体，不管从空间规模还是人际交往的密切程度而言，其社区文化传承条件都更优于城市社区。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乡村社会资源外流，致使部分乡村发展面临瓶颈。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十分重视乡村社区技术及公共基础设施等“硬体”建设，期待通过硬件建设快速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应该说，“硬体”改造对于农村产业现代化和社区生活人性化具有重要价值。然而，武汉大学贺雪峰等学者的调研发现，在部分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乡村，治理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政府为群众办好事似乎更难了。可见，单纯改善硬件设施和物质生活并不能完成未来社区建设。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性过程，技术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空间独自发挥作用，而是需要借助社区文化和若干社会实体作为中介，才能达到理想效果。表现为价值观念、道德风貌等的文化“软体”和旨在促进社区关系互动的社区组织等“韧体”，是强化社区认同、赋予社区生命力的重要纽带与真正标识。只有强化“三体融合”，增强社区归属认同，才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根基，克服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人际疏离与意义丧失。

现代化在创造庞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意义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和实践，是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反思与回应。观念的差异决定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道路差别和互鉴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费孝通先生曾言，中国现代文明秩序构建，应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当然，这并不是说原生的中国传统文化能独立支撑中华式现代化的实践，而是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吸收人类文明精华，总结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与民族发展的特殊性规律后，才能发挥整体效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有别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系统论和机械论的宇宙观，人并不妄想主宰自然，而是赞天地化育，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宇宙观相协调，中国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世界观也与西方现代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观念根本不同。这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的愿望相结合；中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观也与西方个人主义相别，却与共同富裕具有不谋而合的亲和关系。因此，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路向的未来社区建设，应系统梳理从宇宙观到社会观等文化层面的精神内核，深刻把握传统文化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转化为未来社区建设的具体指导思想。

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为未来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源捆绑，也不是单向输血，更不是取代或同化，而是两个具有自身特征的主体在互动基础上的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城乡融合是目的也是过程。鉴于当前城强乡弱的现实，促进乡村社区“三体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以精神引领强化融合发展的“软体”建设。根据融合发展的主体要求，乡村未来社区首先需要塑造自己的个性。这涉及乡村社会发展是否该具有独特性问题，对此问题当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乡村最终归宿是被城市同化；另一种则认为乡村应保留乡村性。部分地区的现行经验值得注意，例如率先开展未来社区建设的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以乡土味、乡亲味、乡愁味为建设特色。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来看，乡村存在的价值就是其不同于城市的“乡村性”特质。比如乡村情谊为本、守望互助与城市理性包容、平等法治等精神值得相互借鉴。这是当前未来社区建设的难点之一，但这样的乡村社区建设不会因为精神传统的更新，而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