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姚奠中（下）

道德文章

姚先生堪为一代“文章大家”。若要他举一篇能代表自己学术的文章，那就是《政教中心 和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

姚先生生前对《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这篇论文比较满意。 这篇论文写于 1980 年 10 月，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该文对中国文艺理论中一个最 重要的传统做了梳理归纳。“以政教为中心的诗论的形成，既原于《诗经》一书的经典化，同 时也是以儒家的政治哲学成为统治思想为基础的”，首先说明“现实主义”的内涵特征：“现实 的反映，不能成为现实主义；只有自觉、积极地反映现实，才是现实主义的开始。”而“政治在 社会中无所不在，是最大的现实，也可以说，政治是现实中的最主要方面，而为政治服务的诗 歌，是关心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反映现实的重要表现”。不过，姚先生的基本情怀， 是对“政 教中心”和“现实主义”情有独钟的，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乃至人生信念和实践中都表现 得很突出。

梁归智认为，这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是，突出 “政教”的文艺思想的确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塑造了中国文学艺术的 基本特征。无论诗歌、散文还是戏曲、小说， 都无不在其笼罩之下， 诸如小说、戏曲人物的“脸 谱化”“大团圆”和“光明尾巴”等， 都是这种文艺思想的产物。其实，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 中国文化大讨论， 渗透到哲学、美学和文艺等许多领域， 都在反思这个问题。

和很多教授常年只专于某一个研究领域，甚至只讲得了某一段文学史相比，姚先生治学 的广博令人称奇。在《姚先生的课堂》一文中，弟子刘毓庆说：在山大中文系师生中盛传，姚 先生讲文学史是一绝。确实他的文学史课对我的启发是我此后的学习中未曾有过的。中国文 学史时间长，内容多，每一个朝代都有成群的作者、成堆的作品；每一个名头稍大一点的作者， 生平、思想总会有纠绕不清的问题。我也听过别的老师讲，往往缠到一个问题中拔不出来，他 却可以用三四个课时把文学史讲完。如讲屈原，用“任、疏、放、迁”四字概括屈原的一生， 并围绕这四个字讲述其经历；讲汉代散文，用“诸子衰歇，史传大成”八字概括其发展情况； 讲汉代文学，用“赋地位强，散文大家多，诗成就高”三句话概括这个时代的诗、赋、文创作；

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用“散文变成骈文，大赋变成小 赋，五言诗创作兴盛”三句，概括这个时代的文学变 化。当时上课的时间很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开门 办学，下工厂， 到农村， 与工人农民一起搞运动， 课程 安排随时都有可能变，这就使得教学计划只能做短考 虑，不能做长打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突出地显示 了姚先生的水平——不管给多短的时间，他都能完整 地讲完一个内容， 而且重点突出、信息量大。

姚先生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姚先生的思想 观点，主要不是将其仅仅体现在学术著述上，而是能 够将其转化成一种“生命力”，把所得到的学问和知 识与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海阔天空气象，风光霁月 襟怀”“笔墨精神立，风云骨气存”“识广胸怀阔，静 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 化育赞生生”，姚先生这些自 作诗，正是他豁达人生和宠辱不惊的大家气度，及历 经磨难而依然保持旷达淡定、不计得失和优雅潇洒的 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姚先生九十华诞时，仍赋诗感慨不已：“未能息 以踵，九十不蕲期。德业愧前哲， 尊闻行所知。”

姚先生 95 岁时仍然有诗：“行年九十五，自儆怀 卫武。以此树家风， 可大更可久。”我认为， 姚先生诗 里所讲的“可大更可久”，并不仅仅是指年岁上的长 寿，更是一种“永恒”的发展观。“以此树家风”更 能体现姚先生“以正己为本， 从义为怀， 用世为归”“有 为兼需有守”的“赤子情怀”。特别是在百岁之年， 姚先生把自己所有的书法精品和多少年的积蓄捐出 来，成立了“国学教育基金会”，用以弘扬国学，奖掖 后学。而且在他的带领下， 四个子女也积极捐赠。

人们盛赞姚先生真谓是：“道德文章堪一流，大 美只因真善守。人， 一泰斗； 文，一泰斗。”

凡是拜访过姚先生的客人，都对“亦曲园”的本 意怀有极大的兴趣。如果读读姚先生的自赏诗《小 园》，就会把人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堂不标春在，园 名亦曲园。前贤安可企， 学圃育花繁。”其意甚明， 其 志甚笃。

有时，每当谈起“亦曲园”时，姚先生只是随意 笑一笑说， 我的师爷爷俞樾先生有一个“曲园”，我的 虽小，也算是一个， 所以管它叫“亦曲园”。其实，姚先生对前贤的感念和“重师德”亦在“园

曲”之中。在园中有一条折如曲尺的小道， 每天下午， 姚先生都要在小花园里散步。

姚先生在百岁高龄时，每每遇客来访时，总要欠 身挥手、蔼蔼致意，唐章遗风流韵，于此行止细处灼 然可见。

“亦曲园”在姚先生的生命历程中亦有着非凡的 意义。“亦曲园”是姚先生为感念师爷爷俞樾先生， 改“曲园”为“亦曲园”。这只是“亦曲园”的一层 意思。

对大师进行学习与研究时，不具备“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的精神，很难进入佳境，很难知其底细， 很难领会精神实质， 很难找到“文化生长点”。

陈存仁在一文中回忆说：当年“章师和我去杭州， 第二日，就迫不急待去昭庆寺‘楼外楼’的‘曲楼’ 凭吊老师俞越‘曲园’故居，已是大名人的章太炎仍  在‘春在堂’点起香烛为老师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并  在曲园墙上题诗， 黯然而别”。

国学大师章太炎，终生不忘师恩，为恩师行三跪 九叩首之礼。百岁鸿儒姚先生， 寓所立“亦曲园”，终 生思念自己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其道德、其礼仪、 其人格、其风范， 令人敬佩。

在姚先生寓所客厅右侧，一幅高水准的章太炎先 生“人物肖像”素描， 十分引人注目。

在姚先生的书法作品中，章太炎的《菿汉微言》 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姚先生对章太炎先生终生怀念，总想把先生的学 术思想发扬光大，但却在中年时期境遇坎坷，没有条 件，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又被各种教学任务、政治事 务、学校和社会的各种活动缠身。

1974 年，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提出整理章太炎 遗著的要求，并列上一份可担此任的章氏弟子名单， 姚奠中的名字便在其中。那时， 姚先生远在山西大学， 辗转闻知此事， 百感交集。

姚先生在自传中回忆：“1978 年以后，我和广大 知识分子一样，政治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因而又 兼职越来越多，教学任务越来越重。作为章门晚年弟 子，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责无旁贷。几经考虑， 决定先从写传记做起，认为不把其生平经历弄清楚， 就很难全面透彻地把握著作中的思想内蕴，而对于遗 著，也只能是文字、版本等表层整理，至于研究则很

名作欣赏 / Figures 精神肖像 >

难谈到。我的《章太炎传》原稿，也只是作为参考资 料之一。我的研究生董国炎，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完成了近 40 万字的《章太炎学术年谱》，令人欣慰， 而我也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通才理念

姚先生在谈什么是国学时指出，庄子在《天下 篇》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这就是“道术”与“方术”。 所谓“道术”就是研究事物全面性、整体性把握的学 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 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 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它所得到的只是事物的局 部，根本不能把握大道的基础精神。“方术”是由“道 术”分裂而形成的。不能为“道术”，便只能为“方术”。 现在这种过细的学科分类，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方 术”。国学则是要返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 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 基础。

姚先生认为，他是所谓研究“国学”的。国学 文、史、哲不分，以“小学”为基础。所以在各大学 教书，面相当宽，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有通 史，有经、史、子专书，有诗、词，有文选，也有分体 的作品或史，还有断代的作品选读和文学史，以至文 字学、文艺学等，不下十余门。多因教学需要，而非 出于泛爱。

姚先生重视通才教育，“贯通、求真、用世”是其 中的核心概念。他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 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近 50 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像梁启超、王国维、 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 面太窄，这是个深刻的教训。而姚先生以他卓越的科 研实践和教育实践， 为我们树立了通才教育的榜样。

姚先生曾说过，国学概念，其实就是指文化与价 值意义。尤其是儒家文化，它是一种关涉国人生命素 养，追求个人人格、尊严和生命完整发展的涵养根基 之学，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就是指“因心以会道”， 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心灵境界要崇高，要生活得更 加充实。在姚先生书法作品中， 孟子的“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是其主要内容。其“大”就 是由“充实”与“光辉”交融为一， 才能成为大。“大

而化之之谓神，神而不可之之谓圣。”这就是所谓的 “神圣”，这样才能可大更可久。

梁归智说， 1978 年考入山西大学随姚先生读研究 生的方式，亲历亲见亲闻姚先生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 生，以“通”为最高宗旨， 在“通”的基础上才谈“专”。

姚先生为学生们设计了古代学术思想、文艺理 论、古代文论选、古代文学史、古文字学等课程， 特别 是还有一门科研实践课，就是编选《山西历代诗人诗 选》和《咏晋诗选》(还有部分同学编写了《中国古 代文学家年表》)。

除古文字学另请一位有专长的老师授课，其他课 都是姚先生亲自讲授，全程负责。姚先生可谓先知先 觉，其实就是遵循章门的学术传统。

《姚奠中讲习文集》是一部极具讲习特色和学术、 教育价值的著作。姚先生的讲习文集是他教育思想 体系和“博而后专”通才教育理念的全面展示。文 集中的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 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 凡 12 篇，100 多万字， 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 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 从先秦诸子、 《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 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

姚先生以他卓越的科研实践和教育实践，为我们 树立了通才教育的榜样。

姚先生生前曾回忆道：“30 年来，我开过的课在 10 门以上，包括中国文学和文学史方面、古代哲学和 古代史方面，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编印过的教材，也 在百万字以上。……我始终抱着为人民负责的态度， 所以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处在怎样的环境中，从来 没有消沉过。”

梁归智说，姚先生在所说的“愿挑重担”和“不 怕任务多”两个方面，所述皆实，只有遗漏而毫无 夸张。

山大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本来招收三五名，校领 导要他多招一些，因为报考的人很多，只好扩招，为 了照顾女生， 最后录取了 11 名。

姚先亲自制定教学大纲，出题、笔试、口试、初 试、复试、一一都具体参与。

姚先生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即：重学术指导，重 科学实践，走先博后约的研究道路。他先从整个学术

要求出发，先后开了学术史、《汉书 ·艺文志》、先秦 诸子与古代文论等多门课，系统讲授有关知识。他组 织研究生选编了《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咏晋诗选》 两部书稿，用编书的办法来指导学生从实践中丰富学 术知识， 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1981 年，姚先生招收了他的第一批研究生，共 11 名，从先秦到明清，这些学生研究什么方向的都有， 而他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 对他们分别进行指导。

姚先生讲授《庄子》的时间最长，可是 1978 年 招收新时期第一届研究生， 11 名研究生竟没有一人选 修先秦诸子， 刘毓庆教授选《诗经》，康金生教授选《汉 赋》，李正民教授选元好问，傅如一选择唐诗，特别是 梁归智教授，选的是《红楼梦》。而姚先生从个人爱 好讲，是不喜欢看《红楼梦》的。但姚先生不以个人 喜爱萦怀，一律加以支持鼓励和细心指导。梁归智的 毕业论文《石头记探佚》，就是姚先生命名的。从此， “探佚学”成了红学研究术语中的一个新概念。

梁归智在《姚先生学术评传》中说：“我写的《石 头记探佚》，姚先生和周先生分别赐序。周先生是酷 爱《红楼梦》的，对我大加揄扬。而姚先生的序言， 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红楼梦》’，后面却对 我的研究成绩给予科学评价，并以此为机缘，与周汝 昌先生由本不相识结为好友。当年周先生看了姚序， 十分感动，既在给我的信函中提及，后来又当面对我 说，对姚先生的学术胸怀和识见深表感佩。这成了一 段学术史上的佳话，直到 2010 年夏，美学家李泽厚先 生还在电话中对我说，你的老师支持你搞他自己不喜 欢的研究， 真了不起！”

刘毓庆教授说：姚先生为我的《雅颂新考》作序 时指出： 在‘雅’‘颂’研究上， 用力最勤的是对周族 和周代发展史的探讨。因诗求史， 以史证诗， 史明了， 诗也透了。所用的史，绝不限于传统的历史书籍，而 是包括神话传说、古文字、考古文物在内的丰富而复 杂的史料。试看文中的子目之一：《姜原即月母即西 王母考》，初看起来，会感到离奇怪异，几乎出于人们 的想象之外，然而经过旁征博引和交互错综的论证， 却终于令人信服地拨开迷雾而见到原始传说所反映 的历史真实。”姚先生并引用司马迁的名言“非好学 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说“予于 刘生亦云”。不过在序的结尾，姚先生也指出某些不

足而需要继续努力之处，说：“对使用的资料，不在于 能使用对自己有用的材料，为自己的论点服务，还要 使用对自己不利或相反的材料也无碍。绝不能各取所 需，各是其是。”这不仅是做学问的严肃立场， 也是教 育学生的诚恳态度。

姚门弟子朱琦，聪明灵活，后来在北大读博士， 却并不想深钻学术，而喜欢搞一些泛文化的写作和活 动，成了美国旧金山地区一个活跃的文化人。朱琦 在《姚奠中先生的文化精神》一文中，深情回忆和姚 先生的师生之谊， 其中有这样的话：“我学古代文学是 因为从小就喜欢，却几乎对所有古代的文学家都有些 怀疑。甚至连屈原和杜甫那样的忧国忧民，陶渊明和 苏东坡那样的豁达通脱， 都觉得有些玄虚， 不近真实。 后来在姚门熏陶得久了，渐渐地信了。这不仅是因为 他把古人写得精辟，说得真切，还因为他身上处处体 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他几次对我说，当为的就 要为，不当为的就坚决不为。我想人要真如此，就得 相当地理性，相当地执着，并且具备孟子所说的‘浩 然之气’，而他正是这种在传统美德上接近完美的人， 或者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圣人。”

梁归智认为，姚先生实在是一位很纯粹的“儒 者”，颇有孔子救世的情怀，常常是只问耕耘，不问 收获，只求此时心安，不管身后名业。先生的精神状 态总是那么昂扬向上，从不叹老嗟卑，就是在境遇最 “逆”之时，也能保持乐观， 为社会尽力所能及的责任。

百年树人，薪火相继，始终是姚先生最为关切的 文化大业。在姚先生看来，踵武前贤的方式虽多，但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学圃育花”无疑是分量最重的。

姚先生以他自身的学术实践告诫我们，学术、科 研，总是要有目的、要求的，否则，不是愚蠢便是欺骗。 在总的目的下， 才可以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余力游艺

姚先生在 80 岁自叙诗中说：“寄情文史，余力游 艺。”这个说法只能说明， 作为学人， 他的着力点或重 点是“寄情文史”，这并不是说不重视艺术美学。姚 先生认为把诗、书、画、印作为“国学”的一部分来 对待，目的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发展， 同样体现着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从教后， 姚先生书、 画、印都作得少了，只是遇到同好和朋友，才相互切磋创作。

姚先生认为诗、书、画、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同时也 能表现中国文化“中和”为美的基本思想，从中可以 陶冶情操，使人格得到升华，丰富内在的精神世界。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 己”，就是指“因心以会道”，完善自己的人格。这种 思想西方没有，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人类非常宝 贵的精神财富。

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诗、 书、画、印，无一不精。姚先生是“学者、诗人、翰墨 师，功深味厚，中华境”，“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 上乘”。近世以来，学有专长者比比皆是， 如姚先生如 此全面，集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 家于一身者， 实属凤毛麟角。

姚先生不仅在小学、经学、诸子、文学方面成就 突出，其诗词创作也记录了现当代历史，体现了鲜明 的时代特色。他的绘画气韵生动，趣味盎然，潇洒率 意；篆刻韵味灵动， 力穿金石； 书法艺术造诣精邃， 其 楷、行、草、隶、篆多能兼善，魄力雄强，气象浑穆， 最具北人气质。姚先生历经长期的笔墨浸润，将传统 学术思想和审美艺术完美统一。

凡是拜访过姚先生的，一进客厅，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中堂中间的水墨山水画，这是姚先生早期的作 品，其艺术风格兼具米芾、石涛、荆浩和吴昌硕之众 美。以“四美”概括之， 实谓不过， 即“整体诗意美、 疏密跌宕美、古拙奇肆美、丑怪朴野美”。何谓山水 画？除“有山有水”之外，诗意便是“山水画”的灵魂。 那么，姚先生此幅“山水画”便是根据宋人杨万里的 诗意创作的：“莫言下岭便无难， 赚得行人错喜欢。正 入万山圈子里， 一上放出一山拦。”诗是无声之画， 画 是无声之诗。凡是大艺术家，必然都是大诗人。姚先 生把诗意之美和艺术整体之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 “姚氏”山水特色之美。

姚先生作画讲究骨法用笔，他曾致力于花鸟、山 水、人物， 后因专攻学术， 遂多年搁笔， 只偶作米家山

后改学颜真卿，同时习练小篆和隶书。考入山西运城 菁华中学后，听老师李荐公讲碑帖异同，讲如何用中 锋、藏锋，如何入笔、行笔、转笔、落笔，如何“一画 三换笔”等， 李荐公还从上海邮购了何绍基、吴昌硕、 赵之谦等名人的各体书法楹联与艺术鉴赏社珂罗版 影印的名家书画集和碑帖，使学生大开眼界。姚先生 特别投入，除了写字，还学绘画、刻印。后来到太原 上学， 就专攻《石门铭》和《郑文公碑》，并从常赞春 教授研习篆书。再往后进入章门， 不仅在学术上日进， 而且在书法上也眼界更宽，提高了境界。章先生说： “学篆先要写汉碑头，学隶先写《石门颂》，学魏碑要 先写《郑文公》。要能放得开，也要能收得住。”姚先 生并不着意要做书法家，但多年操觚习练，自然而然 地成了书法大家。姚先生的书法不是追求单纯的书法 技艺， 而是国学、文学、艺术和人格境界的整体体现。

姚先生在《习艺录》中说：我高中毕业时，有两 位老师对我的前途发生了争论。一位说：“你应该走 美术道路，一定能成为大家。”一位却说：“不，你读 古书多， 文字好，做学问才是正路。”

《永祚碑记》是姚先生 98 岁时的手书，也可以说 是姚先生集“文章大家”和“书法大师”的代表作之一。

此篇记文，是姚先生近百岁时毛笔手书。《永祚 碑记》全文 631 字，笔简意深，贯之以情。文中写道： “行旅远来，遥见塔影，即知太原将至；公私外出，回 首塔身， 渐远渐没， 难尽依依之怀。”

《永祚碑记》之书法，既有元气淋漓、布衣荆钗 之朴厚，又有火箸画灰之力度，又有“仰观则双塔巍 峨，俯察则繁花似锦， 旁巡则逸韵悠然”的三维提炼， 书法亦对应成趣，络绎迁延，通篇体现了姚先生“中 和之美”的艺术思想。

姚先生虽视书法为余事，但他能集各家之长，融 会贯通，镕铸出自己独特地风格。他重视书法的教育 作用，曾说：“字能移人性情，要避免弱、媚、软。”一 贯强调傅山所说的“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不 自正入，不能变出”，主张书法家在字体的规范上、在 书辞的选择和创作上，都应该起到扶植正义的作用，

作者：山西省政府参事，山西省三晋文化研家会副会长，秘书长，山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编辑；刘新民，顾问，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