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及其《潜夫论》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文化凝聚着地域、社会和民族最基础、最根本的精神根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孕育了一代代杰出的思想巨人，成就了一部部经典的文化巨著，不断显示出其中贯穿始终的、一脉相承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品质，最终沉淀为泽润中华民族以至人类社会的璀璨绚丽的优秀文化传统。王符及其《潜夫论》以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和超越时代的创新精神，在历史的简练传承中，其所蕴含和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要义和精神原则不断呈现出来，成为文人志士始终坚守的真理性规范，成为承载和展现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经典性代表，成为影响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精神文明赓续不断的重要力量，并将不断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

一、从整体上看，王符及其《潜夫论》蕴含着中国文化传统中应有的德性价值、志道精神、济世态度、治学方法、文化品格等优良传统，体现出对“儒主道辅，诸家兼容”的文化模式的创新性探索

《潜夫论》作为“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既是一部浑厚深邃的文化著作，又是一部资治论政的政论著作，还是一部充满智慧之光的哲学著作。而其中透过政治的、哲学的视角表述反映出的文化精神更是熠熠生辉。

首先，其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在于其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精华。其直接和间接引用东汉之前的《大学》、《论语》、《中庸》、《诗经》、《礼记》、《左传》、《尚书》、《周易》、《老子》、《庄子》、《孙子》、《列子》、《国语》、《淮南子》以及古今经文解经著作等文化经典的书名或语录多达一百四十多处，涉及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军事、伦理、法律、教育、风俗以及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开启中国文化“儒主道辅，诸家兼容”模式的鲜明导向。

其次，其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就在于其吸收并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主张。其中提出了：务本抑末、宽假本农、发展生产、明督工商、富民强国、正学育人、宠遂学士、温雅广文、尊贤任能、信忠纳谏、严明赏罚、尊君重令、观民设教、变风易俗、抑制浮奢、爱惜民力、明法严刑、强边固防、反对迷信等诸多颇具正统意味的真知灼见。这些思想和主张，既吸收和传承了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道家、法家等的文化精华，也表达和体现了个人追求文化积极教化的、进步科学的真理性立场和主张。

再次，其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是因为其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立身处世治学的经验之道。千百年来，历代进步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贤达志士，对王符及其《潜夫论》推崇备至，并将其个人的人格和作为、著作和见解视为资政良鉴、抚世善策、做人之道代代相传，视为“圭臬”。最证明的是唐代的政治家魏征、文学家韩愈和享誉唐宋诗坛的杜甫、苏轼、黄庭坚等有识之士、文学名流，不但给《潜夫论》以很高的评价，而且对王符“耿介不同于俗”的人格风范和敢于弃恶扬善的批判精神极为赞赏，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第四，其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是因为其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这就是代代相传、一以贯之的求知、求实、求真精神，这就是在文化人格方面的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圣外王”、“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胸襟，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甘于清贫的道德修养原则，以及“立志”、“学习”、“克己”、“内省”、“实践”、“慎独”等人格修养方法。

概而言之，王符及其《潜夫论》之所以能够流传百世，备受推崇，主要是《潜夫论》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最优秀的精华，王符身上也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人应有的诸多优秀品质和人文精神。王符的德性人格和《潜夫论》的思想要义，既是中国文化人立身处世治学的宝贵经验，也是长期积淀和总结出来的文化优良传统。推而广之，王符的德性人格和《潜夫论》的思想要义，作为中国人文气质的独特一面，深深蕴藏、印刻在人文历史的方方面面，表现在文化人格、文化精神实践的一举一动。这些经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国家和民族文化自信、自强和繁荣发展过程中需要传承和弘扬。

二、在济世态度和图存方式方面，从儒家文化的“道统”观念出发，守正而不守旧，以贤才君子济世、爱国、为民、利人、克己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导向立论立身，追求通过国家人民整体利益的实现达成个体价值彰显的生存之道

王符及其《潜夫论》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丰富而深刻，通过吸收之前诸子的成果，从“任职则思利民，达上则思进贤”（见《潜夫论·忠贵第十一》）的基本立场出发，以与“正统”对应的“道统”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为立论的基点，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准则概括为“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见《潜夫论·潜叹第十》），在文化传承及文化人立身治学方面所表现出鲜明的传统性质、进步意义，体现了中国文化与文化人应有的和需要具备的伦理性格。

1.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德义”和“道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贤者君子”和“仁人志士”的体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等等。从圣贤的这些利国、利社、利民、利人、利己的传统立论出发，王符说“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爱者，民也。今人臣爱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民，达上则思进贤，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后不殆也。……”（见《潜夫论·忠贵第十一》）。从其所秉持的唯物论出发，这里王符多次所说的“天”，实际上乃是喻指一种基础的、整体的、持久的、伟大的“民”的格局和境界。认为“犯天”必将“得咎”、“天罚”，实则是国罚、民罚。这是一种托之以说教的批判的武器和策略。在他看来，“君子任职”对下“则思利民”，为老百姓、为国家整体谋福利，才是首要之大义大仁。可以看出，王符认为，上至君臣，下至庶民，个人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思想情操，不仅是个伦理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治理问题，特别是对于为政执政者来说更是如此。王符从伦理道德思想的阐释出发，进而论述国家的治乱存亡，足见其“医国”者的眼光和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的《潜夫论·释难第二十九》中“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的这一段话，就是站在民族和人类大义的高度反复强调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树立“众良相德”，整体至上，克己奉公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极端重要性。事实证明，从这种整体至上的大局观出发，诸多仁人贤达都继承并广大了这一传统。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这些经典的语录和其内在的寓意，都彰显了一种优秀的、必然的价值取向，而《潜夫论》的传承则具有经典的、继往开来的意义。

2.“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提倡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儒家以“仁”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将“仁”同“爱人”相联系，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主张人与人相和，就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增强理解，彼此相互体贴、照顾，给对方以便利，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认为人与人的矛盾、纠纷，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爱”，因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种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兼和爱”而“交相利”，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广达四海”。

王符从遵顺儒家的经典出发，针对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见《潜夫论·交际第三十》）的现实状况，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借鉴历史，溯古论今，以“仁”、“爱”为核心，力倡“恕”、“平”、“恭”、“守”等“四行”，揭示了人与人之间交际和联系的社会性及“和谐观”。他所说的“……己之所无，不以责下，我之所有，不以讥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礼，感己之好爱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善人之忧我也，故先劳人，恶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见《潜夫论·交际第三十》）强调了人际之间的“宽容”，强调了“恕者仁之本也”的鲜明思想倾向。在《释难》中又特别强调“夫君子也者，其贤宜君国而德宜子民也。宜处此位者，惟仁义人，故有仁义者，谓之君子。”还指出“故贤人君子，推其仁义之心，爱之君犹父母也，爱□□居世之民犹子弟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险溺之祸者，岂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义也。”由此他推而言之，君臣、子民都能做到如此，“仁惠之恩，忠爱之情，固能己乎？”特别是其主张世人应秉承古贤和传统的“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固守“仁、义、礼、信”的规范，倡导形成和建立正确的富仁观念、势利观念，公正对待恩怨之情、是非之心，以此来净化社会风气，是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人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稳定、有序、和谐发展。

王符以“交际论”为立论点所倡导的“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中包含的深邃的社会思想，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性思想的重大贡献，也成为文化人立身治学、做人行事的准则，作为优秀的文化传统至今对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3.“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胸襟。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一曰“自强不息”，二曰“厚德载物”。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刚健自强”的思想，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中国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在王符这里得到充分肯定。“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费于穷。”（见《潜夫论·赞学篇第一》）以及“人道曰为”、“人序其勋”、“以臻其功”、“以施精神”（见《潜夫论·本训第三十二》）等等这些闪光的真知灼见，都是从“统理”、“中和”和“兴道”的角度，强调了“原元而本本，兴道而致和”的“自强不息”的重要性。尤其是其称道的古圣先贤皆以“下”为师，从“下”而学的风范，“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见《潜夫论·本训第三十二》）的精神，当为今人和后世感悟和借鉴。

《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像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人。中国文化的这一优秀的传统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纳别人，善待别人，善待人生，凡事多从好处看，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对人类，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与人相处，多发现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长处，取长补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这种谦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同样，这一优良传统在《潜夫论》之《交际》、《明忠》尤其是《德化》诸篇中皆有鲜明而深刻的主张和论述。在《德化》篇中说“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之所以苞之也……”。从道德教化是抚世治民和获得天下太平的根本大计出发，强调了“厚德”可以治国的道理，并由此推及待人处世、承载万物的道理“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犹感德，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盟而有不化者乎？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无不欢欣悦豫，则又况于士庶而有不仁者乎？”其中蕴含的“德化”之高论，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厚德载物”的承续，确有独到之处和合理内核，成为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4.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甘于清贫的道德修养原则。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神遗产也最为丰富。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儒家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着“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各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而且认为，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王符从自身的为人处世之道立论，首先鲜明的提出了“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见《潜夫论·论荣第四》）和“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见《潜夫论·交际第三十》）的著名论题。并深入论证说“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辱困厄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并说“故论士苟定于志行”、“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在这里，王符所谓的“君子”指的是有德有能有材之士，所谓的“小人”指的是利禄之徒。依王符看来，有德之士，致治之才，常常是贫贱困馁；而利禄之徒，奸佞之辈，却总是荣华富贵。这种认识和观察，基本符合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甚至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他在《潜夫论·赞学篇第一》中就说道：“……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之求丰厚也，非为嘉馔、美服、淫乐、声色也，乃将以底其道而迈其德也。”王符意在说明，“君子”之道，在于格外的看重修身自律，格外注重修行品德，因此其清贫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以此指出，不能把出身、地位、财富、利禄、功名作为道德修养的标准和原则，君子当不断按照“三纲八目”的要求律己修身，才会“位以德兴，德贵忠立。”（见《潜夫论·叙录第三十六》）而最表达这一志节追求的莫过于他这样的论述：“鹑鷃群游，终日不休，乱举聚跱，不离蒿茆。鸿鹄高飞，双别乖离，通千达万，志在陂池。鸾凤翱翔黄历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随景风而飘飖，时抑扬以从容，意犹未得，喈喈然长鸣，蹶号振翼，陵朱云，薄斗极，呼吸阳露，旷旬不食，其意尚犹嗛嗛如也。三者殊务，各安所为。是以伯夷采薇而不恨，巢父木栖而自愿。由斯观诸，士之志量，固难测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贵骄贫贱，谓贫贱之必我屈也。”（见《潜夫论·交际第三十》）可见，其修身自律，躬行实践，对甘于清贫的道德修养原则坚定不移的情态。

5.“立志”、“克己”、“学习”、“内省”、“慎独”、“实践”等人格修养方法。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特别注重“立志”的修养意义，认为“立志”是做人的开端，是成才的根基。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即志向要远大、崇高。“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员与议也”。这正如王符在其《交际》篇中所说的“内怀鸤鸠之恩，外执砥矢之心；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不随俗而雷同，不逐声而寄论；苟善所在，不讥贫贱，苟恶所错，不忌富贵；不谄上而慢下，不厌故而敬新。”其意蕴更为丰富深刻。“克己”是说为达到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主观偏见，使自己的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王符这样说道：“内不敢傲于室家，外不敢慢于士大夫；见贱如贵，视少如长；其礼先入，其言后出；恩意无不答，礼敬无不报；睹贤不居其上，与人推让；事处其劳，居从其陋，位安其卑，养甘其薄。”（见《潜夫论·交际第三十》）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手段，在王符的论域之中，“学习”主要是对“经典”也即科学理论的学习，主要是对“道德”和“德道”的学习与修行。孔子将道德学习概括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王符在《赞学》中把学习概括为：“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从其为治国治世简练贤才的角度看，内涵更为丰富和广博。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道德先进典型学习。“内省”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察觉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即时发现即时改正。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王符则指出：“论彼恕于我，动作消息于心；己之所无，不以责下，我之所有，不以讥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礼，感己之好爱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善人之忧我也，故先劳人，恶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见《潜夫论·交际第三十》）这种修善方法，是对“内省”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为深邃和现实的意义。“慎独”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礼记·中庸》中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即使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应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因为在无人所知，无人关注的地方，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德的高低。王符则是这样说的：“情意精专，心思独睹，不驱于险墟之俗，不惑于众多之口；聪明悬绝，秉心塞渊，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心坚金石，志轻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见《潜夫论·交际第三十》）可见在王符这里，慎独的方法和境界已经成为一种人性的反映和追求。“实践”既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方法，也是检验道德修养的途径。对此，王符更为重视，他从“人道曰为”（见《潜夫论·本训第三十二》）的立场出发，首先提出“德者所以修己也”(见《潜夫论·德化第三十三》)的观点，强调了“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见《潜夫论·贤难第五》）并进一步提出了“必考核其情素”(见《潜夫论·实贡第十四》)、“论士必定其志行”（见《潜夫论·交际第三十》）的观点。也就是说，一个人最终必须看本质、看行动。在王符看来，“以信其志，以旌其能”、“上有功于天子，下有益于百姓，则稍迁位益土，以彰有德”(见《潜夫论·三式第十七》)、“信其志”、“旌其能”、“有功”、“有益、“有德”这才是检验并成就德性的标志。

王符就是躬身实践这些优良传统的典型，南朝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王符传》中评述的“少好学，有志操。……独耿介不同于俗……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不欲彰显其名……”这个记载不断印证着王符作为“后汉三贤”之一的价值所在。而在《潜夫论》中处处蕴含着伦理之道的思想和方法，通篇包含着圣贤、“君子”通过立志、勤学、克己、内省、实践和慎独而修炼品格的主题，也在不断阐释着王符及其《潜夫论》作为继承和传承这一文化优良传统的典范的意义。

三、在志道精神和德性价值方面，坚持知识人、学术人、社会人和政治人的统一，注重从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层面定位实践的目标方向，以达到人性力量和理性力量、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结合

在志道精神方面，王符作为成功的文化人，既继承了先秦以来先贤诸子的优良传统，并且在许多方面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勇气和不凡的成就，诠释并发扬光大了这些传统。从王符身上所表现的、与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注重分辨识、德、才、学四个条件主次地位。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治学、立身和处事，把识作为首要，德为次要，又其次为才学。识即所谓见识、见解、眼光之类，属于思想认识方面，也可以说就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之所指的“三观”。在王符看来，“识”就是“聪达之明，德义之理”，就是“坐致千里”、“顾定百世”而“聪明无蔽，心智无滞”的境界。个人的一切言行都是由识决定的，以识而兼德以识德而兼才学更佳。而他所认为的“俗士”把无德当有德，是因为其无识。“凡品”有才有学，但因为无识，所以也会使用不当。学和识也是两回事，有学与识俱长的，有有学无识的，有识高而学不高的。研究《潜夫论》可以看出，王符虽然作为布衣，但观察问题的角度往往又能超出肉食者的偏见，具有“识”，如其所持的“本末论”、“本政论”、“明暗论”、“考绩论”、“慎微论”、“爱日论”、“实边论”、“法治观”、“无神论”等；有“识德”，如其坚持的“利益观”、“荣辱观”、“交际观”和“浮侈论”、“德化论”等等之论述，乃至于“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辱阨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见《潜夫论·论荣第四》）“贵人必贤而忠，贱人必愚而欺”（见《潜夫论·本政第九》）等等诸多观点，这些超越时代的真理性真知灼见足以说明王符是极其注重“识”和“德”的知识分子。因为其有“识德”，所以他才会讲一步“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见《潜夫论·思贤第八》）的观点，才更加注重才学的积累修养和发挥，才能成为有建树的思想家、政论家，其才其学才得以发挥和彰显，这正是王符的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所在。

2.坚持追求真理，敢于破除传统迷信。优秀的思想家、文化者，都是坚持科学、破除迷信的典范。王符从“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见《潜夫论·卜列第二十五》）的立场出发，力倡人之“精神论”，对当时的占卜相命与算命力驳之，竭力破除巫术的迷信；对堪舆风水也多为破除；对鬼怪，认为“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然而至于遂不损者，精诚去之也。”（见《潜夫论·卜列第二十五》）都是人自己的心理作用，不多迷信；认为“移风易俗之本，乃在开其心而正其精。”决定一切的在人及其“精神”；而对所谓先知的不迷信、不盲从，则更是坚持“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的观点，这是对当时统治一切的“天人感应”观念的根本否定。王符的《潜夫论》作为哲学著作，其在唯物主义元气论的改造发展中较之之前的思想观点具有理论的完整性、一贯性和彻底性，成为汉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辩证法上，对量变引起质变规律做出了初步的认识；其梦论，是汉代以前中国人对梦认识的一次理论总结。其中的真知灼见、明言至理，既体现了其追求真理的不屈精神，也表现出其对传统谬误、迷信的破除和扬弃，显示出了非凡的理论智慧和勇气。

3.坚持信史实录，促使思想武器更新。作为一个思想家、政论家，王符把直面现实、秉笔直书，关注现实问题作为第一责任和使命，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王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基本都是探讨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而且这种思考和论述注重从历史事实和规律出发，“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北京）不避讳奉承，不趋炎附势，不唯史唯上唯权，注重对自己思想和见的的表达，对当时的现实给予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从治道来看，作为同官方正统治道对立面出现的新的治道模式的梳理，王符对封建国家统治秩序的重建及实现社会控制的稳定，提出了各种挽救的方案和主张，且立论多于揭批，见解新颖独特，析理严实理性，语言醇正优美，“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之比也”（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其理论回应了时代的吁求，映射了东汉时代的社会精神。研究王符及其《潜夫论》可以看出，（一）坚持信史实录，通过洞悉历史、尊重历史才能获得真理性思想并促使思想进步；（二）凡是忠实历史事实并追求思想进步，都能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但会为“凡品”权威或得势“俗士”小人所讨厌，不可能得志；（三）文化的优良传统，只有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并不断促使指导思想的更新，才能获得生命力并获得应有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4.注重实事求是，跟着时代潮流前进。文化事业上的成功者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中国文化一贯的根本的优良传统。“淑真”、“明真”、“厥真”、“获真”、“得真”就是王符的主张，面对社会现实尤其是治国治世所存在的种种客观问题是王符求实态度的表现。在王符看来，“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见《潜夫论·务本第二》）针对当时的本末倒置、虚实迷乱、真伪不辨的现象，在其《务本》篇中大加批判。对经济领域内的“游业”、“巧饰”、“鬻奇”，对人文精神领域内的“巧辩”、“诡丽”、“交游”、“华观”、“媚爱”等等失实失真的现象，王符坚决反对并予以批判。尤其对文化领域内的“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着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等等有悖与实事求是文化传统的现象予以犀利和尖锐的揭露批判，认为这些乃为“伤道德之实，而或蒙夫之大者”和“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文化事业上的成功者还应当有始有终。与其有始无终，不如有终无始；与其“开倒车”，不如向前进。懂政治、懂历史。坚持重道德、文德，有志识、文识的道德、文德，才是真正的“德”，否则就会以不德为德，以德为不德而丧失德。同时，凡事喜欢报忧，忧便越来越少；喜欢报喜，喜便越来越少，甚至终于无喜可报。这是一种辩证关系，一流的文化人和一流的政治家都忠于客观和史实，这是贯穿于历史的成功文化理念。王符及其《潜夫论》的主要特色和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一点。首先，王符敏锐把握历史大势，对东汉王朝发展做出评判，事实证明他的“衰世”和“衰微之世”的判断是客观的。同时，以此为出发点，王符始终认为历史是在变化发展的，“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盖世推移而俗化异也。”（见《潜夫论·断讼第十九》）主张“事随时迁”和“各随时宜”，“观民设教”，“变风易俗”（见《潜夫论·浮侈第十二》）才能顺应时势。其从顺应历史和社会的趋势出发，指出当时的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情形“皆衰世之务”；希望执政者尊贤任能，信忠纳谏，主张“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与效验”；反复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充分发挥和宣扬了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不但回应了历史传统，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意识。在治道论、贤才论、人性论等方面，王符也鲜明地表现出了这种主张和立场，这也正是王符作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不同于俗”的主要表现。

四、在文化品格和传承方法上，从重视文化事业的重大作用出发，以哲学的理性思维和历史的分析方法，致力于探索并推动文化传承的长远目标和实现路径，凸显文化人的价值担当

1.充分重视文化事业的重大作用。文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既有实体物态的形式，也有意识精神的形式。物态的文化显而易见，容易造就，也更有吸引力。而精神的文化则隐蔽抽象，不容易创造，因而就容易被轻视，因此就会相对少有投入。论及文化事业的重要性，王符继承并弘扬了《左传》关于道德、功业、文献“三不朽”的优良传统，且把“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作为“援笔记数文，……先圣亦咨询”（见《潜夫论·叙录第三十六》）的功业与立德、立功并列作了明确的肯定，这是对精神性文化事业的极大肯定。这里要强调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对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文化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曾引用《潜夫论·务本第二》中“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的观点，即是强调新闻舆论、文风并文化的“基”“根”地位及其极端重要性。

王符就极其重视以“正学”“教训”和“辞赋”为主要形态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方向的作用。关于“正学”，也即学风，他指出：“……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潜夫论·务本第二》）将“正学”与“富民”皆列入“基”“本”之重，极言之不可轻视；关于“教训”，也即教育，他指出：“教训者，以道义为本”，“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就是极言“道义”之于“教训”的重要性；关于“辞赋”，也即文学或舆论，他指出：“辞语者，以信顺为本”，“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这是极言文学文艺价值观立场的重要性。在王符看来，“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潜夫论·务本第二》）这是极言文化之本和文化为本的极端重要性。事实上，历史反复证明，只要是辞别了蒙昧时代的人类，只要是欲追求并力求实现文明的民族，都是缺少不了文化的作用，缺少不了学习和学风、教育和教风、文学和文风的内在支撑作用。凡是曲解文化者，结果都被文化所曲解；凡是企图毁灭文化者，结果都被文化所毁灭。而王符正是用“立言”身体力行，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并印证了文化事业的重大意义。

2.博通专精，由博返约。治学做学问“贯通众家之说固难，作述一家之言尤难，博览群籍固难，独辟门径尤难。”这是强调博通和专精总是矛盾的、困难的，但却无法分开。但博古通今之后由博返约是可能的，也是正确的途径和选择。在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古来如庄子、荀子、司马迁、刘向等诸多先贤都是比较博通的。王符及其《潜夫论》可以说是博古通今之后由博返约的典范之作。从其应用的典籍语录之多、涉及的汉代及以前乃至上古的历史人物、故事、事件以及姓氏、地名更是丰富而广博，内容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军事、教育、文学、宗教乃至民谚风俗等几乎所有领域，这是其“博通”的最好证明。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潜夫论》评价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通读《潜夫论》可以品味和领略到，王符对历史、政治、文化是既精且博的，其中涉及的千门万户，非读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亦非读数十年之功不能读。特别是其实事求是，不尚墨守，非读数十万卷不能察，亦非读数十万卷不能明。王符善学者，贵乎述，尤贵乎作，特贵乎独辟门径，最终成就了《潜夫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一家之言”。不能不说是对先秦以来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也不能不说又是对这一传统的奠基性广大传承。

3.详近略远，厚今薄古。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一些思想家、学问家、政治家都强调了“在博古通今中，应当详今略古，厚今薄古”的原则，并坚持和传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因为古代历史任务，已有古人负起；后代历史任务，也还有后人负起；只有当今的历史任务，主要由当代人完成。从孔子始，司马迁以及后世有作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乃至于政治家都是如此。事实证明，主张厚古薄今者，未免主次轻重颠倒；主张古今并重者，不仅是轻重不分，而且实际上也是厚古薄今。只有厚今薄古，尊古而不复古，才是轻重得当。王符虽为后汉中后期的一介“布衣”，其首先认识和把握住了作为时代的士人的使命不在古而在“今”。广博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的最终目的在于明理和借鉴，在于议古论今，在于通过批判而达成一种治国治世的治道架构，指导思想、阐释立论和目标归旨都在于“今”。《潜夫论》中对远古历史料的应用是丰富厚重的，但其选择和应用则是简而又简的，其立论的基点始终是当时的风政得失，是研究和解决现实的问题。其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评议，是一面时代的镜子，照察了东汉王朝由盛而衰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各个角落，所以其作用和价值也在“今”。王符及其《潜夫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古至今一直受到推崇和称赞，从文化的角度看就在于其成功实践了“详近远略，厚今薄古”的优良传统。

4.注重寻觅要领，力求简明概括。这一传统的要义在于做事、做学问注重抓主要问题或中心问题，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强调文化人要有自己的见识和心得。孔子的《论语》即是著作典范，全书二十篇一万三千多字，“一本《论语》治天下”，可谓精简、实用。而在处事、治学、研究中善于和能够把对象特点、作为过程、学术要点等等，并用几个字概括起来，是历代优秀的文化人所尊崇和倡导的，也是一种极其良好的传统。《潜夫论》全文也不过五万字左右，但是其却敢于直面汉末乱世之时，大胆抓住为颇为繁复、宽泛和敏感的政治话题，从哲学高度立意，提出“元气一元论”思想；从历史史实推论，引经据典，贯通浃洽，各有条理，终有结论；从现实问题入手，抓住时政得失，立足于“求真、求新、求用”，直抒了许多“前无古人”的精辟的治国之道，有心得有见识，有绚丽多彩的闪光点。这些虽不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而在盛唐以及后来的历代却得到贤君明主的重视和青睐，像唐太宗等有诸多执政者和诸多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文士，不仅把《潜夫论》作为一部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来继承，而且把其中的许多“治国安民之术”作为施政的的政治原则和之道思想加以实践，这不能不说其深得政治之要领、学术之要领、文化之要领。

5.百家争鸣，互相扬弃。从思想文化的发展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秦由法家一统而独鸣，汉以后由儒家一统而独鸣。儒家的专独导致东汉中晚期之后思想学术文化的“巧辩”、“诡丽”和“诬罔”（见《潜夫论·务本第二》）。这王符针对东汉中晚期的这种文化腐败衰退的揭露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争鸣，是一种最直接、最大胆、最激进、最尖锐的争鸣。这种争鸣不但需要特别的思想勇气，也需要“志于道”的学术胆识和文化精神。针对今文经学一家独大，王符通过批判和争鸣，对当时古今经文以及诸家都进行了大胆扬弃和融合，打破了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僵化、平庸甚至无所作为，开启了社会治政领域的批判和争鸣，掀起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解放思潮，奠基了“儒主道辅，诸家兼容”的文化模式。实践证明，不争鸣就只能孤陋寡闻而无从舍短取长，不争鸣就会导致停滞不前，“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见《潜夫论·明暗第六》）继续创新与扩大集成，全靠争鸣。《潜夫论》的兼容诸家而成“一家之言”证明，一切相反相成，正好截长补短。不仅如此，即使在一些方面极力反对别家之时，也是反对中有赞成有吸收，绝对反对的纯家，是古来少见甚至没有的。不仅绝对的求纯是没有的，而且绝对的定论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在争鸣和扬弃中发展，这便是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精髓之一所在，也是王符批判和立论的主要特色。

五、在实践品格和治学态度上，秉持文化人应有的志行修养、精神品格、材行素质，以自觉自主的实际行动创造立身、处事、治学的基本要素和自身条件，不断追求道德和德道新境界

王符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内部酝酿更大危机的时期，这必然对王符的人生和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当时的大环境还是王符本人的实际情况都表明，其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思想理论成果上的巨大收获。从《后汉书·王符传》中可以使我们至少明确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一是“当途者更相引荐，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由此可以进一步明晰，王符在处世态度之外的治学态度上值得借鉴之处，主要表现在：

1.在吃苦逆境中立志奋斗。人的地位高下、生活苦乐同其在思想上的前进、保守因果相关。作为一种人生进步成长的规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更为显著。如，孔子、墨子、庄子、王充、杜甫、韩愈、司马迁、苏轼等，都受苦或穷苦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因能立志奋斗，终成大器。王符既是继承前人传统的代表，也是自身实践的典型代表。从王符的出身家世可以看出，在世族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东汉时代，“为乡人所贱”，这决定其不能得志于当世，其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格自尊的打击是必然的。面对这样的生存压力，必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为此，王符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自警：“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足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况乎其未能相县若此者哉？故曰：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见《潜夫论·论荣第四》）并由此发愤图强，宁可“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而不“匍匐曲躬”“毁颜陷谀”（见《潜夫论·潜叹第十》），并且立志要和那些豪族权贵势不两立。也许正是这样的处境，迫使王符认为，只有甘于清苦，立志著书，独善其身，隐居山野，方能成就人生。逆水行舟，勇敢前行，这也恰恰成为王符成功的动力，这正是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勤学善疑好问，终身同学问为伍。“学问”是“学”和“问”联系在一起的。《中庸》把“审问”和“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作为学问的五个条件，“五者废其一，非学也”。王符在《潜夫论》首篇即撰《赞学篇第一》，以明心明志。开篇即呼出“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的千古绝唱。并从“赞学”开始，言及 “书学”、“师学”、“成学”、“振学”、“正学”、“良学”等一系列有关“学习”、“学问”和“学风”的重大问题。从《潜夫论》引文中看，王符从青少年时候起，就勤学、善疑、好问，做到了古人所谓的“每事问”、“疑思问”和“不耻下问”，不因自己为人所贱而自卑和气馁，“不知则问”，“不能则学”，且“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广泛阅读了经书和诸子著作，从其著作中大量引述的经书和诸子著作的语录来看，王符没有“勤”做保证，没有惜时如金的毅力和精神，没有“审问”、“博学”、“慎思”和“明辨”的功夫，是绝难“读万卷书”的，也是绝难成为一个学问家、思想家的。

3.得力于自学，而不求资格。古来许多有高水平、高资格的成功者都有真才实学，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未必有高资格。例如老子、孔子乃至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是这样的代表。唐代诗最著名，著名诗人也很多，但最大的诗人李白、杜甫却都未考中进士，落第诗人反而比进士诗人强。中国传统文化看人，不管古人和今人，都看他们的学问和功德，而少看资格和官位。前者少而有价值，后者多而少价值，王符即是这样的人。从上面的两点可以看出，一方面王符一再表示自己是无阀门、无朋党、无身份而又贫贱的人，主张选贤任能应当以贤为主。“苟其得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才，不嫌名迹”。“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见《潜夫论·本政第九》），表达了其不求身份、出身、名头和资格的立场。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资格、资历和身价不是真才实学的必须条件，而学识和德行才是成就事业的基础。只要有志、勤学，只要有学问、有才识、有造诣、有成就，就一定能够立足于时代和历史。

4.寄托于学术事业，不断著书立说。古往今来，有志节、有识德、有造诣的知识分子研习经典、著书立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而且正是这一传统促使了思想文化的传承和精神文明的繁荣。“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见《潜夫论·赞学篇第一》）凡是否定研习经典、著书立说者，结果都被经典之道和著书立说所否定。古人有“著书传到后世，优于后世子孙用饭菜来祭祀”之见解；王符有“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见《潜夫论·赞学篇第一》）的观点。都是主张研习学术时，务必重视经典也就是科学理论，主张多读多抄多著书，反对剽窃抄袭。在著书立说时，特别是主张“备查的书贵大部，必读的书贵精简”。《老子》简要的只有五千言，薄薄的一卷《金刚经》可以代表古代佛学的特点。主张著书立说贵在删繁就简，要字数少而代表性强。王符正是用“立言”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并通过著书立说为社会和后世做出了贡献。从王符的身上，可以得出这样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王符把不得志、不得时转移并寄托于学术事业，穷其一生著书立说，继承并广大了中国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并且取得成功。二是“著书”容易而“立说”则非常之难，王符实现了著书和立说的完美结合。《潜夫论》作为学术著作，体现了其完整的结构体系、学理框架和知识体系。三是其所立之说，体现了很强的经典品质。作为政论著作，其继承了先秦儒、道、法的思想遗产，以百家争鸣的精神，成为汉末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其批判尖锐凌厉，一针见血，直指要害，言简意赅，提出了诸多具有典范性的见解，正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刘文英教授所说“王符在不少方面，代表了两汉思想的最高水平。”

【参考资料】

【1】蔡尚思，《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王慧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管理》，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

【3】王柏栋，《潜夫论读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常文昌、王斌学编选，《王符研究汇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5】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七节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

【6】《王符评传·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