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法实施与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捍卫创新者权益 让种子法落地生根(2)

不光本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区块链技术也开始创新应用于种业领域。“依托MNP技术建立授权品种DNA指纹数据库，并利用区块链分布式存储与加密技术，可有效解决引种和选育效果差、新品种权授权效率低，知识产权维权难等问题。”三亚崖州湾创新发展中心负责人包晓东介绍道。

多制度护航 实现种源、技术、品种全链条保护

依法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离不开司法审判的“利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罗霞介绍，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不断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重点破解技术事实审查难问题，指导各地法院提升服务种业振兴能力。2013年至2021年植物新品种一审案件1907件，其中侵权案件占比80％，品种权人胜诉率超七成，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下一步，将积极开展修改后种子法贯彻实施重点问题研究，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协作配合，服务种业健康发展。

“我国种业产业化发展时间短，企业育种谱系建设起步晚，我国应分步实施EDV制度，并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经验。但未来，植物新品种保护将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侵权鉴定复杂化，将对鉴定技术提出新要求，如亲本与杂交种、无性作物品种与收获果实关系的鉴定等；二是要注意做好品种权与专利制度的衔接与配合；三是品种权纠纷数量增加，保护链条延长，法律规则应用将更加复杂，司法解释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菊丹指出。

在多种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中，除种子法外，专利制度则是另一“利器”。“专利制度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联系密切却又相互区别。一方面，可以通过专利法对培育方法研制产品即新品种进行保护；另一方面，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可对品种本身进行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条法二处处长胡安琪强调，“但实践中依照该方法生产的植物品种能否受到保护，以及如何与品种权保护进行协调，仍值得深入研究。”

有数据显示，与育种先进水平国家相比，我国育种专利保护意识仍有待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雷介绍，通过对全世界66.2万项专利进行大数据分析，尤其近十年来，全球对生物育种技术争夺剧烈。三大种业巨头陶氏杜邦、孟山都和先正达在申请量上优势明显。在战略布局方面，我国申请人中的96.61％只在国内申请了专利，对于国外市场专利布局较弱。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小勇认为，除了通过专利制度对研究方法进行保护，在育种前端，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也十分必要。“世界各国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上相互依赖性高，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框架下不断寻求国际合作。下一步，建议应尽早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并进一步完善与其相适应的相关法律制度，通过协作研究挖掘我国资源的利用价值。”

总而言之，种子法的实施落地涉及各方各面，既要抓主抓重，又要统筹兼顾。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表示，推动种子法落实落细，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基础，兼顾生态平衡发展，强化政府管理责任担当。同时，要统筹好行政法、社会法、种子法、生态法之间的关系，有序推进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事业再攀高峰。

先行先试 从地方探索中提炼经验

在海南，为进一步发挥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优势，2021年8月，海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建设方案》，聚焦“南繁种业”，创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构建了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体系。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自贸港创新合作处处长陈浩介绍，通过合作共建“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崖州湾分子检测实验室”，引入MNP分子标记技术，创新建设授权植物品种DNA指纹库，为种子贴上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标签，同时建设育种材料存证与区块链平台，在全国率先探索出“育种材料第三方存证”“区块链存证服务”等新机制，推动了育种科研高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