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制度协调联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当前，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通过三次分配制度协调联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初次分配由市场主导，依据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行之有效的分配方式。但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不同区域、行业、群体的资源禀赋和能力不同，必然会带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正视初次分配后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须以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民高素质培养为引领，进一步提高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改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成就瞩目，但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仍然突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跨界配置农业和现代产业要素，打造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能。促进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打造产业化联合体，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延长产业链，丰富乡村业态，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农村集体经济优势的发挥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集体所有制涉及基本经济制度、农民财产权益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2015年开始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目前在全国各省（市、区）基本完成清产核资，取得了阶段性成就。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优势，应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完善成员利益分享机制与社会保障职能。

培育高素质农民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当前农村地区人才匮乏，农民现代科技技能掌握不足，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亟须提升。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培养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协同推进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开展现代农业技能培训、农业农村创新创业培养和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等行动。

再分配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转移支付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提高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收入和福利，改善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在二次分配过程中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量力而行的原则下尽力而为，加大再分配环节的“三农”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建立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是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收入的必要举措。中国系统性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起始于2004年逐渐废除农业税后，目前已覆盖农业生产、流通、存储与消费、贸易的全过程。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向农业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倾斜力度，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适度超前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统筹衔接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对外投资政策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进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当前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需要进一步推进城乡基础教育和医疗条件均衡化发展，逐渐建立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保事项便捷“一网通办”，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道路、水电、通信、燃气等同网同规。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衔接，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我国目前施行的社会救助政策，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是无条件以贫困家庭为瞄准对象的保护性减贫政策，低保的瞄准精度和福利依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探索建立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就是要通过科学设计的积分制度综合测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精准识别贫困家庭，破解瞄准偏误问题，条件设置重点向儿童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项目倾斜，防止出现退出即返贫的现象。

第三次分配鼓励企业和个人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募集、捐赠、资助、义工等慈善公益方式对所属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有利于改善现有的收入结构和财富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慈善与乡村振兴有着内在亲和性，当前发展“三农”慈善公益事业，应鼓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慈善，培育农民的慈善意识。

鼓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是扩大乡村慈善服务范围的重点。第三次分配主要依靠社会主导，重在充分发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鼓励企业回乡参与乡村慈善，开展扶贫助力行动，把更多就业岗位和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优化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在人才、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拓宽其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可以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这为乡村社区慈善提供了法理依据。未来应探索编制乡村慈善社区创建地方标准，丰富公益慈善参与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慈善，加强公益项目的信息公开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