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共同富裕(2)

还有日本的例子。有人说我们的超大城市化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密度过高。我觉得这也说不过去，因为大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并不矛盾，只要方法对头。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人口密度远比我们高，城市也在扩大，东京现在已经集聚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日本的乡村建设怎么样呢？我们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的乡村是非常美丽的。“三农”在中国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日本是相反的。

我们的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第一波工业化是牺牲农村为代价的，户口制度、城乡二元对立是第一波工业化的结果。改革开放的第二波工业化也是这样，“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的概念，农民工是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农民，他们几乎是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主体，但是他们享受不了城市化的利益。在这些年里，光是我们珠三角每年就吸收了3000万农民工。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户口制度所带来的问题。

农耕文明随着城市化在快速消失，但是我们还没有创造出城市文明。我们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呢？城市文明的大多数因素都是通过现代化甚至借鉴西方而来的。我们看看大城市的建筑就知道。今天中国的各大城市充满着奇奇怪怪的建筑物，很多人说中国是最大的世界上后现代主义的试验场。很显然，这不是中国本身的传统化，而是西方的后现代化。中国领导人强调“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指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这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西方的后现代化。

我觉得，十八大以来一个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终于搞清楚了中国现代化的含义，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是中国传统本身的现代化。在理解现代化方面，近代以来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五四运动”以后的很多人都简单地把现代化理解成西方化，所以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制度。不过，各种努力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到今天为止还在强调。这是从失败中学来的深刻教训，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马克思主义都要中国化，那就根本不用说其他西方的主义了。但是，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很多方方面面西方的东西有没有中国化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照抄照搬西方，连教科书也是照抄照搬。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强调广义的来自西方的东西的中国化，光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够的。我们要继续谦虚地学习世界上一些好的经验实践，但绝不是要照抄照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

对中国现代化的这种认识，十八大以后也反映在乡村振兴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农耕文明的传承发展和提升农耕文明有很多论述，我念几段给大家听，大家可能会深有体会。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5-606页）

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如果连种地的人都没有了，靠谁来传承农耕文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8页）

村庄空心化和“三留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外在表现是村子空了，本质上是人一茬一茬离开农村。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页）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5年1月19日-21日），《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