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

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工业化和乡村问题的反复交织。所以，从现代化转型的角度讲，中国的乡村问题是中国特定的后发型现代化或者赶超型现代化的道路决定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时空高度压缩的现代化的不协调问题。

1、原发型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中国是后发型、赶超型现代化的代表，而英国是原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代表。英国用200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其农业产值从1700年占GDP的43%下降到1880年的10%，农业就业人口从1700年的75%下降到1900年的10%以下，农业总产量在200年间增加了2.7倍，而中国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英国将近200年的转型历程，所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在高度压缩的时空里展开的，即赶超型现代化。因此，当下乡村面临的诸多问题是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英国原发型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是通过农业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英国在工业化之前已经完成了农业革命，但英国农民的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实际增加很少，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增加，可以说英国农民为了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牺牲。中国短短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现代化的城市与前现代化的乡村并存，是英国所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在高度压缩的时空里推动现代化与英国在200年期间推动现代化其出现的“阵痛感”是不一样的。 

2、从基石到病灶：乡村问题的历史线索

《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农民是四民之一，其聚居形成的乡村承担着提供粮、税、兵、役的社会功能，是中国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石。但到晚清开放口岸，现代城市化开始发展，乡村出现衰落迹象：五大官办企业在30年的时间消耗了4100万两银子，农民的税赋负担空前；农产品进出口使传统农业被纳入了全球系统，农民开始受到国际资本剥削；工业化推动农民离开乡村，但因农业没有发展、农业技术没有进步，农民成为了非真正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科举制度被废除，绅士阶层断裂，四民社会解体，出现流民。综上，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我国社会治理结构、乡村治理结构解体了，乡村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洼地和中国现代化的病灶。中国是在没有实现农业革命的前提下推动现代化的，这就导致了：农业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基本停止；现代教育面向城市和工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乡村则失去了人才发挥作用的土壤；资本、精英向城市流动，乡村文化也随即贬值。对此，民国后期出现了挽救乡村的建设行动，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一批乡村建设者涌现。但从现代化的角度讲，中国乡村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孤立的改造和建设乡村可以解决的，是一个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未实现转型问题。

3、革命改造乡村

除了改造乡村的实验以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与实践求索。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问题考察报告》到《中国乡村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一系列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调查，以及30年代、40年代对中国乡村、中国现代化的判断，主导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主导的基本前提是中国社会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的乡村是不可能进步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彻底改变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就必须实行革命。而在工人阶级不发达的情况下，需要将农民纳入到革命的议程中，这确定了农民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了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改造乡村的议程极大推动了中国乡村问题的解决。但须知，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主体性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二元性的张力，要消弭张力还需要通过建设改造乡村，这就是建国后的努力方向。

4、建设改造乡村

建国初期，我国确立了现代化的蓝图，工业化、城市化的迫切愿望与落后分散的农村现实相龃龉，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接连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时期，农民不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成为了人民公社的职工。当时的城市承载力、就业机会十分有限，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城乡二元社会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改革开放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刺激了农业发展，产生了资本剩余与劳动力剩余两大剩余，这直接催生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民工的进城。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推动了城市化率的增升，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型，这个转型的核心是城乡关系的转变，从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化进入到了城乡一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当然，总体上，这一时期乡村还是输出者和被改造者。晚清乡村衰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衰落，而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紊乱、失范和面对西方冲击的被动现代化的全面危机。而此时的乡村衰落是主动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中国真正进入到了现代化进程中。

5、反哺建设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