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社工告诉你：生命的尽头也能用微光照亮

　　周灿是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社工。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一位男士问她是否能为自己的母亲提供临终关怀服务。

　　电话那头的语气稍显焦躁：“看到母亲躺在人声嘈杂的病房里，医生、护士常常找不到人……我实在不忍心让她在那里‘受罪’，现在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

　　这位男士口中的“受罪”，的确是国内大部分临终老人的现状。在各种针管与仪器之间，生的痛苦与对死的恐惧混杂不清，时间渐渐抽走老人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份体面。

　　在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里，即使知道是徒劳，家属也愿意花费大量金钱，通过各类医疗技术，竭力避免亲人的离去。但是这个过程，老人难免需要经受身体上的痛苦，人们也容易忽略老人心理上的需求。

　　起源于英国的临终关怀倡导给予临终老人一种人文关怀服务。对于生命终末期的老人，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家属还应该注重他们心态的平稳和心愿的实现，缓解老人的身心痛苦。

　　两种观念并不完全对立，但一种强调治疗，一种强调治愈。“其实这两种观念并不矛盾。临终关怀不是‘安乐死’，不代表放弃治疗，但它的前提是，家属和老人都需要接受老人生命进入终末期的事实。”周灿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的避讳，仅承认老人即将离去这一点，大部分人还有心理障碍。

　　不敢提死亡的社工 

　　5年前，社工专业的周灿刚刚大学毕业。当同学们纷纷去往儿童青少年、婚姻咨询等领域工作时，她选择为老人服务。

　　“我发现青少年和儿童更容易受到关注，老人则经常被忽略。但是和老年人相处后，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他们需要你，也记得你的好。”周灿说，有时候她去看望老人，会看到老人眼中闪着期待的光。有的老人手颤颤巍巍，还要坚持给她抓一把糖。

　　最后周灿如愿以偿，考入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负责院内新推出的临终关怀服务。让她没想到的是，她上班的第一天，作为前辈的范洁便一脸疲惫地对她说，“我们明明是做好事，为什么没人理解？”

　　当时，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项服务，范洁会经常给家属打电话介绍。每次只要她在电话里提起“临终”两个字，往往等不到她把话说完，电话那头的人就会直接说“不需要”，有时还会遭到“乌鸦嘴”“你是不是有病”等言辞激烈的回复。

　　后来，她们决定放弃远程沟通，而是直接走入病房，和家属、老人面对面聊天。她们也刻意回避“临终”“死亡”等字眼，采取一种相对柔和、委婉的表述方式。

　　“我们院内有专业社工，平时可以过来陪伴老人，为老人策划一些文娱活动，避免他一个人感到孤单。这些都是免费的，您看您需要吗？”

　　从这样一个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周灿和范洁慢慢有机会接触到老人。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们都是先服务，再告知。征得家属同意后，她们便时不时地去病房里陪老人聊天，在聊天过程中记下老人的需求，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有的老人以前是军人，她们就在房间里放一些节奏相对平缓的军歌；有的老人喜欢看书，她们就过去读报；有的老人喜欢跳舞，她们就请来志愿者表演……这些往往还需要和医生、护士、护工一起配合。

　　“我们是一个团队在提供服务，并且会尽可能将服务细化。比如我们会请护工在给老人送饭的时候，轻轻握住老人的手，多与老人寒暄，尽量在老人床前停留超过30秒。”周灿说。

　　除了日常陪伴和文娱活动，她们还会对老人进行生命教育。她们往往不直接谈论生死，而是通过电影、音乐、植物等媒介，引入相关话题。

　　“有时候，我们会在老人床前放一盆植物，和老人一起观察它的生长与衰老。通过与老人交谈，逐渐了解老人对生死的看法，从而进行一些引导和疏导，让老人心态慢慢发生转变。”周灿说。

　　聊到这里，周灿也承认，其实她们自己对于死亡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之前，一位膝下无子女的老人离世，周灿和范洁需要去老人病房，与护工进行交接。到了门口，她们看见老人躺在床上的侧影，迟迟不敢进门。周灿回忆道，当时她内心涌现出一种对死亡本能的抗拒和恐惧。后来，院里的前辈及时出现，带着她们完成了整个交接过程。

　　“我们在这里工作，不可避免要与‘死亡’打交道。”前辈的一番话点醒了她们。面对死亡，是她们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