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学人姚奠中

作者：贾克勤　　

姚奠中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当代鸿儒、通儒之一，他不以著述为能事，却有170万字的著作问世；不以书画为专业，却是中国书法最高荣誉奖——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不以篆刻自多，同行却叹服其篆刻为“极品”；不以学问自博，执经问难者却不绝于门。

　　“愿做学人，耻为文人；学人以思想、道德为先，以艺术审美为末。”此种立场贯穿章门学人（章太炎先生学生的通称）始终。姚奠中先生就是一位受教于章门的朴学家、国学家，而非单纯的文学史家。

　　22岁时，姚奠中先生就学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章太炎先生招收的唯一的一次研究生，名列7名中的第四。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和章太炎，是姚先生真正走上学术道路和人生中影响最重要的经历和人物。

　　刚开始，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生只要有名人介绍即可，年龄差异很大，有70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有的是海外归来的留洋学生，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大学毕业生，还有成名的教授。先生讲课时讲问题，许多人不懂，有的甚至根本摸不着边，因此，开始来的人很多，后来只留下了60多人。鉴于这样的情况，章先生决定招收研究生，亲自规定，凡学历高、有著作者即可批准当研究生；如果没有著作，则必须报名考试。章先生亲手拟定学规、亲自遴选学生，最后仅录取了7人，姚奠中先生为第四名，而且年纪最小。这也是章太炎先生晚年招收的唯一 一批研究生。

　　姚奠中先生曾回忆说：“那时，我们除听课外，一般每周拜谒先生一次，有时集体去，有时单独前往。章太炎先生是余杭人，说的方言不好懂，去向先生请教时都带着笔记本，听不清的就请先生写下来。先生讲授《尚书》之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旁征博引，如数家珍。”

　　章太炎先生的余杭口音很重，不好懂，姚先生曾回忆说，要在课前做足功课，阅读大量参考书、准备资料，听课后再对笔记和资料补充整理成帙，如此往复，收获甚巨。

　　姚奠中先生爱读书、勤读书的好习惯早已养成，又因为“当时苏州有古书店18家”，所以，“凡章先生讲课中提到和读书中见到的相关书籍都可随时买到，都要按图索骥，自《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到其他古籍、古解、新解之类，差不多都已购置，研读之外，对有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还可随时到章先生的书房请教”。

　　姚奠中先生好学深思、勤勉有加，对章先生讲习《尚书》悟而有得，遂在《制言》发表了《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一文，除去自身喜爱诸子的原因外，更多的则是受到了太炎先生“小学是基础，诸子为归宿”的影响。

　　姚奠中先生对章太炎先师的敬仰不仅是学术方面，还在于“经世致用”的人文学术精神，他曾在《章太炎自传中》说：在文化和学术方面，章太炎先生最大的特点是紧跟时代、不断前进。对于传统学术的研究，章先生力主和现实联系，有利于社会进步。比如对于小学的研究，他的学生黄侃研究古韵有创见，被先生肯定，但没有进一步开拓，较窄；而章太炎则向语言学发展，他以统一全国语言为目标，首创了拼音字母，后来叫作注音字母。这对汉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很大。

　　24岁时，姚奠中先生第一次在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登台讲学，讲授文学史课，被聘为讲师：“结合所教文学史课程，独立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尽管此书‘多是折中诸说很少个人创见，还不能算著作’，但述学立说的教书生涯从此展开。”

　　姚奠中先生贞守太炎先生之遗志，于国难中治学不辍，于国学讲习中发扬国学、鼓动爱国热情。

　　姚奠中先生先后流转于苏州、南京、安徽泗县、大别山、重庆、贵阳、云南，颠沛奔波，辛苦备尝。姚先生于国难身危之际，始终铭记太炎先生国学保存的立志用心所在，不敢有违。然转徙南北，未尝一日废学；含辛茹苦，而无怨天尤人之言；心中恒念，延斯文一脉，以续不绝如缕之国命，挽中华民族于不坠。

　　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吞并中国；8月13日，逼近上海，形势危急。章氏国学讲习会在炮火声中被迫停办，师生星散，流离四方。国难当头，姚先生居无定所，食不知味，寝不遑安，“飘零随处是生涯，断梗飞蓬但可嗟”。

　　这3年在大别山辗转教书的时光，于艰难困苦迁徙之中，姚先生却继续钻研国学，学业日益深入专精。如，在逃难途中，于安徽寿县偶遇一家古旧书店，姚先生又购买了《十三经》《说文通训定声》《昭明文选》，以及22子本的《老子》《庄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多为上海石印本）等珍贵古籍，成为此后教书和研究的文献凭借。离开立煌师范后，一度与朋友柏逸荪、马馨亭共居一室，姚先生每天给马馨亭讲两小时《庄子》。

　　最具太炎先生品格的爱国行为则是“汉国学讲习班”的创立。1939年春，姚先生与同为章门弟子的柏逸荪在大柏圩创办“汉国学讲习班”，并精心手拟10项教条：“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

　　流离讲学中，鉴于形势，“汉国学讲习班”还聘请了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秘书刘玉柱讲时事课、形势课、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著有《大学讲疏》《安徽学风》《中国文学史》（编写重印）《庄子通义》等。

　　“汉”，是太炎先生颇为偏爱的笔名。“汉”者，大汉也，有“振大汉之天声”之意。姚先生的用意十分明白，身当国难之际，所以，尽力处只有教育一途：讲授国学，以续华夏文化学脉。因此，讲习班以子、史为主，重视品德教育，要求学生：言行一致，由近及远，移风易俗为中流砥柱，以力挽狂澜为己任。

　　“汉国学讲习班”的10项教条，可以说是姚先生和同胞在“战时”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确立立身处世之言的具体行动，并且已成为姚先生终生的学术观和人生观。“汉国学讲习班”的“10项教条”对于当时青年的积极奋进、成才立志，给予了智力支持和精神滋养。

　　姚奠中先生当时流亡泗县时，寄居在省立第六图书馆，还继续整理《古文〈尚书〉讲疏》。《尚书》为国史之始，姚先生于国难中整理，寄意甚深，可惜这部近50万字的大作，在后来泗县沦陷时丢失了。

　　在这国难之际，流浪在外的游子，书生素志，可以报国安身者，唯在学术。姚先生的五言律诗《泗县文庙和武酉山》，最可见其心曲：

　　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

　　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

　　乔木盲风起，寒花冷雨飘。

　　胸怀家国事，午夜泛愁潮。

　　郭万金在《姚奠中：中华学术正脉的守望者》一文中说：“姚先生踵武前哲，守护中华学脉之远志。治史之外，更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组织，起草抗日誓词，筹集给养，传送文件，书写标语，发动群众，慷慨淋漓，家国沉痛中深具复兴之壮志。”

　　儒生流落若孤蓬，落拓江湖涕泪滋。这位谦谦书生同样有横眉冷对的傲骨、有金刚怒目的义愤！

　　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

　　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

　　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阛。

　　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

　　在民族遭遇劫难、故国飘摇在风雨间时，儒生生计窘迫、远离亲人，依然痴心不改，把个人的痛苦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勇敢面对而不逃避。时年姚先生26岁，坚持“从义为怀，勇决为行”的原则而矢志不渝。

　　从1936年在章氏国学讲习会被章师母汤国梨点名第一次走上讲台给国学讲习会预备班讲课开始，1945年来到贵阳师范，一个为人师表、对教育事业一往情深的姚先生，教学生涯已接近10个年头了。

　　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谢六逸去世，中国文学史课即让姚先生接任，此外，还兼上《庄子》通义和《中国哲学史》两门课。《中国哲学史》姚先生以前没教过，但在国学的视野中，文、史、哲本来就是打通的，姚先生现编了《中国哲学史》教材，讲课同样受学生欢迎。此时，曾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同上研究生班的同学汤炳正（后为楚辞学专家），也被姚先生介绍前来任教。

　　此时，贵阳师范学院闹起了学潮，驱赶特务院长，但被当局强制镇压，姚先生是支持学生运动的5个教授之一，于是愤然辞职，去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时为1947年8月。

　　在云南大学，一些章门弟子邂逅相聚，大家相见甚欢，如刘文典（著有《淮南鸿烈集解》《三余札记》等），李源澄（先后从廖季平学今文《尚书》、从章太炎学古文《尚书》、从欧阳竟无学佛学，著述颇丰），李源澄的好友、后来被尊为国学大师的钱穆也在云南大学，钱穆又引荐楚图南、罗庸（蒙古族，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并潜心佛学）两位学者和姚先生相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新任院长肖文灿之邀，姚先生重返贵阳师院，被聘为正教授，并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姚先生终于进入了自己的激情岁月，他除了大量代课，还带头搞教改，兼任校工会副主席、校文工团副团长和创作组长，都获得了极大成功，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但是，姚先生长年背井离乡、身如转蓬，已经39岁的姚先生，无日不在思念家乡。

　　回山西大学这件事，其实，姚奠中先生之前就收到了老友罗季林的来信，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山西大学百废待兴，校长邓初民和负责山西大学工作的副校长赵宗复正在面向全国招聘一流人才；信中说，武汉大学的梁园东教授、中山大学的阎宗临教授等，都已经来到了山西大学，罗季林也想辞去中山大学之职，应聘山西大学。罗季林信中还说：“你是山西人，更应当回乡报效桑梓父老。”

　　1951年8月，姚奠中先生一家回到了阔别很久的老家山西。

　　当时的山西大学还在太原市侯家巷，实际上是由师范学院、理学院、工学院、财经学院和医学院5个分院组成，在当时全国仅有的7所国立大学中，山西大学被称为“国立第三大学”。

　　贯通、求真、用世是我们读懂姚奠中先生的基本思路，他给了我们很多方面的启示，他不特意追求什么，也不极度放纵享受，更不会被一时的悲伤、失意所羁绊，他用豁达开朗的心胸淡然地过着平实的日子，并活出了人生的真谛。

　　山大阎凤梧教授是稷山人，和姚奠中先生长期在文学院学习、教学和工作，他认为：“姚先生从青年时期到期颐之年，勤奋自励、从不懈怠、热爱国家、关注民生、与时俱进、服务社会；他历经坎坷，却始终保持旷达淡定、不计得失、泰然自若和优雅潇洒的处世态度；他崇尚厚德、从义、用世的理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国学教育大家，道德文章堪为典范。”

　　“读遍古今史册，阅尽沧桑变故，天道有常科。只要身心健，不怕浪涛多。”姚先生这些自作诗词非常感动人，这也是姚先生人生历程中，最真切的人生感悟。

　　蔡元培曾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

　　梁启超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关于德性的学问，实则是文献的学问的提升。德性学问就是“砥砺自我之品格、德行，以臻于圣贤所谓的‘君子’人格”。

　　姚先生的一生行止，坚持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理想和信念，光明磊落，严己宽人，以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圣贤”境界，贯注于平生思致、襟抱、执持、阅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