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姚奠中

贾克勤

 

姚奠中先生

姚奠中（1913—2013）,原名豫泰，别署丁中、丁一、樗庐、老樗等。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人。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家，早年曾先后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和章氏国学讲习会求学，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七名国学研究生之一。

 

姚奠中先生青年时期

姚先生毕生以弘扬章太炎先生的人格精和讲习精神为己任，平生学术坚持“回真向俗、用世为归”之理念，肩负振兴民族和承传文化两副重担，在国学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姚先生是当代著名国学教育家、诗人、书法家。从1936年起，即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曾辗转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高校任教，1951年秋回到山西大学，曾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为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山西省政协第五、第六届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名誉主委；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国韵文学会顾问，山西省古典文学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姚先生其学术思想贯通文史哲领域，在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文学方面成就突出，出版著作、教材30余种，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图书奖八项，其诗、书、画、印被文化艺术界誉为四绝，经大半个世纪染翰挥毫，其楷、行、草、隶、篆诸体并臻上乘，达炉火纯青之境，实为当代书法翘楚。他以自身的艺术实践和丰厚学养，始终坚守“守正创新”的文化传统，并创立了吞吐古今、兼容碑帖、高古大气、沉雄典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书法。2009年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姚先生的一生，走的是大儒之路。他的人生经历是与他的学问修养紧密相连的。他追求的是一种个人人格独立、尊严和生命的完整发展，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就是他知行合一的真实写照。他胸怀天下，善教爱国，最终成就了德艺双馨、高寿圆满的辉煌人生。

周汝昌盛赞姚先生为“鸿儒”。“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并坦言，凡我当今与将来的莘莘学子，都可以从中领会造诣高深而生敬心，又由敬心而思希风跻古之信念，则薪以递传，光焰永永。”

 

周汝昌先生

冯其庸称“姚公之诗得唐宋之音，继遗山之韵。姚公之书四体皆精。神笔神游，无半点俗气。谓格高韵古，虽传之千百年后亦神光四溢也。……稽之史传，可与之相并者，能得几人哉？”

 

冯其庸先生

书生素志

山西表里山河、地灵人杰，在悠悠岁月中，历史长河里，三晋大地曾哺育了无数优秀儿女，他们所做出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贡献，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汇入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巨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民族子孙。

河东稷山堪称人文圣地。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始祖“后稷”曾在这教民稼穑；隋末大儒“文中子”、唐代名相裴耀卿、金末谏官陈规、元初名臣姚天福、明时书法“神笔”梁纲、清末钦点探花王文在等都曾诞生在这里，可谓是钟灵毓秀，物阜民丰，英才辈出。

 

姚奠中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有着５０００文明和丰厚文化底蕴氛围中孕育出的一代“鸿学大儒”。

 

姚先生小时候，就生活在一个家训甚严，重教修德，惜物勤俭的家庭。伯父姚慎修是当时村里的私熟校长又兼公学校长，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幼时就既读村学，又读私塾，自然就成为了学生中的佼佼者。

姚先生7岁时，随伯父入村学堂读书。时值“五四”新潮，对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学堂而言，特色最鲜明的便是旧的《国文》读本被改为《国语》读本，文言文的比例大大缩减，白话文的篇幅大大增加。在伯父的指导下，姚先生兼读私塾课本，主要内容则是《四书》选本，私塾的传授大抵以诵读为主，疏解为辅，天赋、悟性甚为出色的姚奠中先生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完成了《四书》的学习，更背诵了《左传句解》和部分《诗经》。

1923年夏天，私塾毕业后，还不满11岁的姚先生考入稷山县第一高等小学，而且是以“正取第三”的成绩。稷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始建于清朝末年，是一座非常有影响的老学校，“那时全校的学生最多四个班，２００来人，其中年龄大的学生多半能用古文的调子作文言文，有的学生字也写得很好，可谓人才济济。学生如此，教师们更不一般，有的是秀才、有的是贡生，有的是举人，多半是地方上的绅士，是县里有学问的人。”

作为新学堂里的新学生，姚先生很是具备了同龄人甚为少见的旧学功底。由此更引发了对于新式学堂所谓文凭的鄙夷，认为学问不当为资历、证书所限，以致想放弃毕业考试---十几岁的颖悟少年，却已经很有些“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者志向了。

 

1928年，姚奠中先生就读于运城菁华中学，在这一所四年制的初级中学，姚奠中先生遇到了两位优秀的启蒙老师。一位是崇品德、重笃行的平陆李荐公先生，一位是博学多识、工诗善文的新绛焦卓然先生。

李荐公先生是清末举人，讲历史每每从《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直接取材，通过对史事和人物的具体论述，对学生进行节义、方正、爱国、爱民的教育；焦卓然先生的诗文，在河东一带很有名，常以其新作作为学生的范本。其诗学陆放翁，常用歌行写时事。“九一八”后，曾写了一本《国难教育读本》，三字为句，宣传抗日。在先生的指引下，姚奠中先生博览群书，举凡《史记》《十子全书》《通鉴辑览》《水经注》《说文解字》《薛氏钟鼎款识》《古唐诗合解》《剑南诗稿》《聊斋志异》《笠翁六种曲》以及《中国大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天演论》和鲁迅、茅盾、汪静之等的新小说、新诗，“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芸兰日记》等---姚先生尤其喜欢《庄子》《史记》等---都熟读能诵。

在菁华中学的四年中，由于文化基础好，曾六次考全校第一名，因此，全校师生都知道姚奠中、张宗载、王学祖、文段校四名同学是年年考试不分上下的尖子生，所以，他们受到老师的看重。

 

焦卓然老师对这位品学兼优的姚奠中更加看重，在毕业前，焦卓然老师送他一首立志诗：“讲习相聚不久，一朝两地分手。前程各自努力，有为兼需有守。这首“立志诗”也成为了姚先生终生的“座右铭”。

 

“常怀天下事，博览古今书。“不可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这一人生关键阶段的好习惯，姚先生在菁华中学读书时就已经养成。

1932年夏，从菁华中学毕业后，到太原参加山西教育学院的招生考试，试题是“评唐宋八大家的同异”，题目大，不好作。姚先生根据平时的涉猎积累，取得了好的成绩，被学校破格录取。后因没有高中毕业证，不得破格录取，只好到太原新民补读高中。

在山西教育学院这段求学经历中，姚先生专心问学，接触了像郭象升、乔鹤仙、刘烈侯、常赞春、樊杰三等名师，其中以河津乔鹤仙、荣河樊杰三两先生对他影响最大。乔鹤仙先生博闻强记，史事熟稔，见识卓远，常言：“东晋多权臣，南宋多奸臣，东晋时凡言北伐，就遭到责难，南宋不言恢复，就认为是耻辱。”姚先生曾在自传中说：“樊杰三先生藏书极富，为学务精，宏通严谨，曾指导我选读《昭明文选》和《古诗源》，还讲授了关于‘小学’‘汉学’‘朴学’的渊源流变。”

 

姚先生在菁华中学读书时，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时期。这时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一步步向华北逼近，全国人民反日呼声日益高涨。山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行动着，他们暗中与蒋介石对抗，精心组织策划了一次次反日、反蒋的学潮与士农工商罢工罢市运动。

1934年的春夏之交，阎锡山也对山西的共产党开始了大清洗。太原各校学生联合起来，冲出校门，开始了声势浩荡的游行示威，姚先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刚喊了一声“抗议镇压学生”，一刺刀就朝他的腹部刺来，他急忙闪躲，但还是被刺破了腹部的皮肉。他捂着流血被两个大兵抓住扔上了大卡车。大卡车把他们拉到太原警备司令部，连续审了两天，最后，大多数同学都被放了，把他和其他三个同学却关了起来。姚先生又急又愤，却也丝毫没有办法。后来，才有消息传给他，是因他有“涉共”嫌疑---原来是三哥姚晋泰在运城二师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半个多月后，因为老师们共同为他立了担保字据，他才从看守所里被保释出来，但给他下了判决书，“押回原籍，严加看管，永不许再回太原。”

为了学业，他不顾家人反对，再次回到太原。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他给老师乔鹤仙先生和樊杰三先生誉抄书籍，批改学生作文，由于“忘我的学习和生活”，倒把自己的前途之忧给淡忘了。

很多时候，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天，上海纯文学会的博士江亢虎来山西的“自省堂”讲演。樊杰三先生让姚先生带上他新写的两首古体诗，去旅馆见江亢虎。江亢虎听了他的遭遇，又看了他写的诗，很是欣赏姚先生的才气。并介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认为校长唐文治先生不太看重文凭，主要看重德性和潜力。

 

1935年的夏天，姚先生和岢岚的同学袁步淇由南阳村步行到稷山县城，坐大马车到运城，翻过中条山，从平陆县到三门峡的茅津度，坐船过了黄河，在陕州转乘直达上海的火车。

1935年秋，姚先生负笈南下，投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姚先生在“忆无锡国专”中说：“一条青砖铺设东西走向的小街叫学前街，走进学前街不远，街北就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校门，校门不甚高大却典雅庄重，校园一进三院，中间有高高的“茹经亭”，那是校园最神圣的地方。”

无锡国专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学校，不同于旧时书院，与一般大学文科相似，但保持专读前人原著、注重基本功培养的风格。２０世纪30年代初，国际联合会教育科代表唐克尔·培根在考察无锡国专后有这样的评论：“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学生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到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据钱仲联先生说，当时的无锡国专为三年制大学，但不考外语。因此，国文好而外语有所欠缺的学生都倾向于此。旧学功底甚好的姚先生显然更适合“线装书和毛笔杆”，以第14名的成绩被无锡国专录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北方学生。

 

姚先生说：“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为人极负责任，对学生也很关心，他眼睛失明，看不见，常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谁在他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当时我去见他，用纸条写上名字，由秘书传入，报告姚豫泰求见，方可入内。”

对于唐文治校长，姚先生别具深情。姚先生千里求学，南方湿热，腿上生疮，唐校长亲约相见，问候医药，关心备至。每次受到唐文治先生接见，临别时，唐文治先生都要“站起身，欠身挥手”，而对于曾做过前清工商部侍郎的国专校长，对一名青年学生如此谦和约礼、沐泽后学，一代大儒，风范可见。

姚先生在无锡国专求学阶段，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因为无锡国专治学严谨、祟德求实，和以人格核之的良好学风、校风，是他自己真正立志求学，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一个关键形成期。

唐文治先生是无锡国专的灵魂，被尊为“唐老夫子”，双目虽瞽，然行止有节，白须垂胸，慈祥庄严，治学严谨，能得“老夫子”如此接待，实属不易。

姚先生在“忆无锡国专”一文中说：自已入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全校作文竞赛，题目是经史子集各一，任选一题。姚先生以《拟庄子秋水篇》为题，取得了全校第一名，校长唐文治先生以“可以追蹑子云”之语激赏。

这个时候，正是新文化、新生活的天下，传统的仁义礼仪的逊色退位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锡国专标举国学，则有抗衡之意。唐文治校长以道德立教，普及礼乐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守望中华文化正脉，昌言“道德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的治学主张。

 

唯在当时无锡国专时，姚先生即以《汉学师承记》为线索，阅读了像高邮王氏父子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段、桂、王的《说文》，郝、邵的《尔雅》等朴学要籍，后因朋友的引导，旁听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的讲学，又购得曹聚仁先生所整理的《国学概论》，研读之下，顿觉太炎先生之观点、眼界迥非一般汉学家所能达到，令人茅塞顿开。素来认为学问胜过文凭的姚先生，再次对当时一般大学的教材内容产生质疑，遂有去苏州转投章门的想法。1935年年底，在金松岑先生的推荐下，姚先生放弃国专学籍正式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讲习会。

 

姚先生（右一）与章氏国学讲习会同学于苏州公园合影章门学人

姚先生首先是一位受教于章门的朴学家、国学家，而非单纯的文学史家。章门弟子，愿作学人，而不愿作文人，是以思想道德为先、以艺术审美为末。

 

姚奠中先生

对姚先生一生中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先生。姚先生自认为到了章太炎先生门下，才开始自觉地走上学术道路。章太炎先生不是一般的国学大师，而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的身上挑着两副担子，一副是民族责任，一副是文化责任。像章太炎秉承的那样，不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而是“经世致用”，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持有高度的关注和责任感。这一点，也始终贯穿在姚奠中先生以后的生命历程之中。

章太炎先生以“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最为要务，讲习国学，扶掖后进，教泽广博，寄望殷切。整个20世纪，名家辈出的章门弟子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文化思想景观，诸贤才情有别，学养有差，际遇有异，成绩有等，所以璀璨，倒不在附骥章门的名头响亮，实在文化学脉的承继绵延。

章太炎“国学讲习会”是用蒋介石的钱办起来的。蒋介石曾派人致万金为先生作疗养之费，但先生深恶蒋的为人，拒不接受。来人无法回去交差，只好求助于汪东、黄侃等章门弟子，最后折中用这笔钱创办国学会，章先生才应允。因此，姚先生及其他学子当时上学除伙食自理外，一切学杂费皆免，连住宿都免费。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有一种优越感的。

姚先生在自传中回忆道：“刚开始，章氏讲习会的学生只要有名人介绍即可，年龄差异很大，有７０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有的是海外归来的留洋学生，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大学毕业生，还有成名的教授。章先生讲课时讲问题，许多人听不懂，有的甚至根本摸不着边，因此开始来的人很多，后来只留下了60多人。鉴于这样的情况，先生决定招收研究生，亲自规定，凡学历高，有著作者即可批准作研究生，如果没有著作，则可报名考试。章先生手拟条规，亲为遴选，最后录取了7人，我为第四名，而且年纪最小。”

 

姚先生曾回忆说：“那时我们除听课外，一般每周拜谒先生一次。有时集体去，有时单独前往。章太炎先生是余杭人，说的方言不好懂，我们去向先生请教时都带着笔记本，听不清的就请先生写下来。先生讲授《尚书》之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旁征博引，如数家珍。”“章太炎先生的余杭口音很重，不好懂，所有学生遂在课前做足功课，阅读大量参考书，准备资料，听课后再对笔记和资料补充整理成帙，如此往复，收获甚巨。”“当时苏州有古书店18家，凡章先生讲课中提到和读书中见到的相关书籍都可随时买到，都要按图索骥，自《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正续《经解》，到其他古籍、古解、新解之类，差不多都已购置。研读之外，对有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还可随时到章先生的书房请教。”

姚先生好学深思，勤勉有加，对章先生讲习《尚书》悟而有得，遂在《制言》发表了《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一文，除去自身喜爱诸子的原因外，更多的则是受到了太炎先生“小学是基础，诸子为归宿”的影响。

在《治诸子》一书中，姚先生说：“后之人，或理其训诂，或征其事迹，虽用力之勤，而其能否得诸子之真，未可知也。”其中能否得诸子之真，就是要坚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指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要为现实社会服务。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技能的训练，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人格，文化生活的养成。

 

古代书院文化精神，即：“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古代书院强调生徒的自我道德完善和治国平天下的能力统一，体现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精神。

姚先生秉承章门学统，宗旨是“经国”，更自矢“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在姚先生的《书艺画册》中有一幅书法长卷，其内容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六九列传：“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以史为鉴，可观成败、鉴是非、知兴替、明规律。史记．货殖列传六九列传的内容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也反映了姚先生这位学人不一样的人生大智慧和不一样的治学理念，以及坚持古为今用，激活传统文化的重要方法。

 

姚先生认为，“文化”重在“化”。化就是学习力、思考力和创造力。要“学行一致”。文化要生化、活化、生命化，把潜在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姚先生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积极用世和乐天知命、安时处顺的精神融为一身，形成了积极进取、坚毅达观的文化品格，他的人生经历是与他的学问修养紧密相连的，“正己为本，从义为怀，博学为知，勇决为行，用世为归”，是他“知行合一”的真实写照。

我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其关键之处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躬身践履的学问，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的学问。

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

姚先生曾在《章太炎自传中》说：在文化和学术方面，章太炎先生最大的特点是紧跟时代，不断前进。对于传统学术的研究，章先生力主和现实联系，有利于社会进步。比如对于小学的研究，他的学生黄侃研究古韵有创见，被先生肯定，但没有进一步开拓，较窄；而章太炎则向语言学发展，他以统一全国语言为目标，首创了拼音字母，后来叫做注音字母，这对汉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很大。

 

姚奠中先生在恩师章太炎先生墓前留影

章太炎先生始终坚持民族、国家大义，“自任以天下之重”，对国家、民族前途有一种深切的使命感、责任感。正因如此，他才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对于个人利害得失全不计较，比如他开始对于维新变法也是支持的，康有为流亡南洋他也曾写信安慰。但后来康有为由变法转为保皇，先生则撰名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其决裂。正因为于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章太炎先生才创办国学讲习会。

1936年6月，章太炎先生因病辞世，夫人汤国梨女士继续先生未竟之志，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预备班。

24岁，姚先生第一次在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登台讲学，讲授文学史课，被聘为讲师。

结合所教文学史课程，姚先生独立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尽管此书“多是折衷诸说很少个人创见，还不能算著作，”但述学立说的教书生涯从此展开。

姚先生所处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中走出来的关键阶段。中国的几代精英开始从文化的观念体系探讨“科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挑战，尤其是五四运动，中国文化正在实现着现代化的价值体系转换。也就说，一个由传统礼俗的封闭的文化价值体系，向充满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开放的文化价值体系转化。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单纯从“物质上”改变中国的旧面貌已不够，还要从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体系上着手推动中国的近代化。

姚先生先后在苏州章氏国学会预备班、安徽泗县中学、安徽第一临时中学、安徽临时政治学院、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云南大学教学，从1943年春起任副教授，1948年秋任教授。1951年8月秋，调回山西大学。

1953年与1954年这两年，姚先生不但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与政治、社会活动等任务，而且在教学与学术上的成就也是突出的，他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就是这一时期整理完成的，并作为教学交流材料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中国文学史讲稿》这部著作，不仅从上古时期的先秦文学、两汉文学讲起，对上古时期诗乐舞结合、史与哲的分离、文史哲不分等特点，讲得十分精细，而且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五四”文学运动都展开讲述了，更重要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主要文学作品，赋予了独到精辟的剖析和卓见。

在姚先生的教育观念中，培养学生是第一位。

 

姚先生与首批研究生合影留念

无论在哪一所学校，姚先生对教学工作都认真负责，受到学生欢迎，有时还兼职一些行政工作。姚先生在治国学之方法上坚持学人的良知，从不人云亦云，能够辨原来书上所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思辩文学的应用。姚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库，它有５０００文明积累的智慧与成果，可以帮助人类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向，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但同时要看到，在５０００年的长途跋涉中，中国文化也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有些腐朽的东西存在。可是，现在兴起的国学热中，有人就把传统的一切东西都看成了宝贝，把一些糟粕也翻腾了出来。比如说“二十四孝”，其中好多是非常荒唐的故事，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割股奉君”等，本来编撰得就很不高明、不值得一提，即便是真有其事也是糟粕，可是现在却有人当作优秀传统来宏扬，姚先生认为这实在是很不好的。

姚先生十分推崇章太炎“可以明进化”“可以审因革”的学术观，他在《书注与读书法》一文中指出：我对章太炎“所该读的大量史籍和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逐渐使学问为现实服务”和学以致用的精神十分赞同，给予高度评价。

姚先生赓续太炎文脉，与时俱进，关注现实，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著书立说中，而是注重深入探索对社会和人生更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并以其精神实质贯穿于终生的行履实践中。

家国情怀

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吞并中国。8月13日，逼近上海，形势危急。章氏国学讲习会在炮火声中被迫停办，师生星散，流离四方。国难当头，居无定所，食不知味，寝不遑安，“飘零随处是生涯，断梗飞蓬但可嗟”。

姚先生先后流转于苏州、南京、安徽洒县、柏浦、大别山、重庆、贵阳、云南，颠沛奔波，辛苦备尝。姚先生于国难身危之际，始终铭记太炎先生国学保存的立志用心所在，不敢有违。然转徙南北，未尝一日废学；含辛茹苦，而无怨天尤人之言，心中恒念：延斯文一脉，以续不绝如缕之国命，挽中华民族于不坠。

1938年抗日战争逃难期间，参加的抗日游击队解散后，在安徽泗县中学任国文教员，教初中三年级的国文课。当时战争期间，风气败坏，为人师表的老师们却请客吃饭并借机赌博、抽大烟甚至嫖妓。听说临海关来了几个女道士，年轻漂亮，满县城哗然，学校里的校长、教导主任和一些老师也嚷嚷着要去看，还拉姚老师前往。但姚老师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肯前往，让大家很扫兴，就嘲讽他是“圣人”。从此，“圣人”成了姚先生的外号。

姚先生对学生循循善诱，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尊敬。但为期只有三个月，因战争升级，又开始逃难。在朋友高铸九的帮助下，姚先生逃到了洪泽湖中的王沙岛，做了岛上草头王“杨区长”两个孩子与两个兄弟的家庭教师，孩子们非常喜欢年轻的姚老师，不仅上课，还一起乘船去洪泽湖上游玩。

这三年在大别山辗转教书的时光，于艰难困苦辗转迁徙之中，姚先生却继续钻研国学，学业日益深入专精。如在逃难途中，于安徽寿县偶遇一家古旧书店，姚先生又购买了《十三经》《说文通训定声》《昭明文选》，以及二十二子本的《老子》《庄子》《韩非子》《竹书纪年》等珍贵古籍，成为此后教书和研究的文献凭借。离开立煌师范后，一度与朋友柏逸荪、马馨亭共居一室，姚先生每天给马馨亭讲两小时《庄子》。

流离讲学中，鉴于形势，讲习班还聘请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秘书刘玉柱讲时事课、形势课，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讲习班深得乡民与学生的欢迎。

姚先生贞守太炎先生之遗志，于国难中治学不坠，与国学讲习中发扬国性，鼓动爱国热肠，并著有《大学讲疏》《安徽学风》《中国文学史》（编写重印）《庄子通义》等。最具太炎先生品格的爱国行为则是“汉国学讲习班”的创立。1939年春，姚先生与同为章门弟子的柏逸荪在大柏圩创办“汉国学讲习班”，并精心手拟十项教条：“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

 

汉，是太炎先生颇为偏爱的笔名，“汉”者，大汉也，有“振大汉之天声”之意。郭万金教授认为，高揭国学之名，寄名太炎之声，姚先生用意十分明白，身当国难之际，更遇政事腐败，所以尽力处只有教育一途：讲授国学，以续华夏文化学脉。讲习班以子、史为主，重视品德教育，要求学生言行一致、由近及远，移风易俗为中流砥柱，以力挽狂澜为己任。

国学讲习班”的十项教条，可以说是姚先生和同胞在“战时”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确立立身处世的铭言，并且已成为姚先生自己终生的学术观、人生观。

于国难中的讲学，其效果可想而知，虽限于环境，但“十项教条”对于当时青年的积极奋进，成才立志收效甚佳。

 

传统学人崇尚“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理念，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祟高志向进入长安，正是经历了那种困顿的生活，杜甫才有可能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姚先生的十项教条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相似之处。

姚先生当时流亡泗县时，寄居在省立第六图书馆，还继续整理《古文尚书讲疏》。《尚书》为国史之始，姚先生于国难中整理，寄意甚深，可惜这部近50万字的大作，在泗县沦陷时丢失了。

在这个国家危国难之际，流浪在外的游子，书生素志，可以报国安身者，惟在学术。姚先生的五言律诗《泗县文庙和武酉山》，最可见其心曲：

秋气满寰宇，圣宫亦寂寥。

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

乔木盲风起，寒花冷雨飘。

胸怀家国事，午夜泛愁潮。

山西大学郭万金教授在《姚奠中：中华学术正脉的守望者》一文中说：“诗中的素王即是孔子。苍凉寥落之中，已见姚先生踵武前哲，守护中华学脉之远志。治史之外，姚先生更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组织，起草抗日誓词，筹集给养，传送文件，书写标语，发动群众，有七言律诗《泗县感时》，慷慨淋漓，家国沉痛中深具复兴之壮志。”

儒生流落若孤蓬，落拓江湖涕泪滋，但姚先生伤心之处只在山河破碎、故国凋零、苍生疮痍，这位谦谦书生同样有横眉冷对的傲骨，有金刚怒目的义愤，避难流亡，谋生不易，然姚先生每有怒斥教育厅长、赋诗讥刺党部权要、对抗校长淫威、面对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义拒国民党党棍院长的节行，以致九年之中七换教所，困苦颠连，终不肯降志辱身。

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

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

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阛。

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

在民族遭遇劫难、故国飘摇在风雨间之时，儒生生计窘迫，远离亲人，依然痴心不改，把个人的痛苦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勇敢面对而不逃避。时年姚先生26岁，坚持“从义为怀，勇决为行”的原则而矢志不渝。

从1936年在章氏国学讲习会被章师母汤国梨点名第一次走上讲台给国学讲习会预备班讲课开始，1945年来到贵阳师范，一个为人师表，对教育事业一往情深的姚先生，教学生涯已接近１０年头了。

 

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谢六逸去世，中国文学史课即让姚先生接任，此外还兼上《庄子》通义和《中国哲学史》两门课。《中国哲学史》以前没教过，但在国学的视野中，文、史、哲本来就是打通的，姚先生现编了《中国哲学史》教材，讲课同样受学生欢迎。此时，曾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上研究班的同学汤炳正（1910——1998，后为楚辞学专家），也被姚先生介绍前来任教。

此时，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战火已经燃起，贵阳师范学院闹起了学潮，驱赶特务院长，但被当局强制镇压，姚先生是支持学生运动的五人教授会之一，于是愤然辞职，去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时为1947年8月。

在云大，一些章门弟子邂逅相聚，如刘文典（著有《〈淮南鸿烈〉集解》《三余札记》等），李源澄（先后从廖季平学今文《尚书》、从章太炎学古文《尚书》，从欧阳竟无学佛学，著述颇丰），李源澄的好友后来被尊为国学大师的钱穆也在云大，钱穆又引荐楚图南、罗庸（蒙古族，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并潜心佛学）两位学者和姚先生相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新任院长肖文灿之邀，姚先生重返贵阳师院，被聘为正教授，并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姚先生终于进入了自己的激情岁月。他除了大量代课，还带头搞教改，兼任校工会副主席，校文工团副团长和创作组长，都获得极大成功，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

 

山西大学教授闫凤梧盛赞“姚先生从青年时期到期颐之年，勤奋自励、从不懈怠、热爱国家、关注民生、与时俱进、服务社会。他历经坎坷，却始终保持旷达淡定、不计得失、泰然自若和优雅潇洒的处世态度；他祟尚厚德，从义、用世的理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国学教育大家，道德文章堪为典范。”

精神独立

精神独立，是大事业者和大学问者的最高境界。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海阔天空气象，风光霁月襟怀”“笔墨精神立，风云骨气存”“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也正是姚先生历经磨难而依然保持旷达淡定、不计得失和“和而不同，卓然自立”精神风貌的生动体现。

 

姚先生说：“我研究庄子，主要是看重庄子对人生的作用，特别对精神修养的作用。使人思想开阔，毫不偏执，而意志坚定。”

庄周的个性十分奇特，他绝顶聪明，才华横溢，却远富贵，淡名利，养性葆真，正视现实而又驰想无端，故能写出凌越诸子百家，兼具哲学文学质素的旷古奇文。

庄子号召人们“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精通熟悉古今以来自然历史的变化和人与社会的变迁，找出发展进化的规律，要有是非之心，善恶之心，要懂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尽量少干蠢事，或不干蠢事。

姚先生“钟情庄学，且得庄子之真”。

姚先生曾说：“对诸子，从初中时起，就买了《十子全书》，泛读后，最喜老、庄、墨三家，特别是庄。到章门后，我的研究方向，就定为诸子，而以《庄子》为重点。”他认为“庄子认识事物、事理都是相对的。庄子对人生的最大启示是看待事物要从更高的层次看，就可以看透事物，看‘明’事物。庄子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就不会偏执。这是非常独特而高超的一种境界。

姚先生特别喜欢《庄子》。23岁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求学时参加论文竞赛，他以一篇《拟〈庄子·秋水〉篇》夺冠，获排印分发全校的殊荣；25岁完成研究生论文《魏晋玄学与老庄》。32岁任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讲授庄子研究等课程，并印出讲义《〈庄子〉通义》。36岁则在《云南论坛》一卷第6期发表论文《〈庄子〉内篇间绎》，并撰写《论治诸子》和《诸子略论》。44岁《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刊于《山西师院院刊》等。

过庄子庙三首，是1940年春日寇攻陷了皖东，28岁的姚老师于3月逃难到大别山，这是路过安徽蒙城游览城东的庄子庙所作。

漆园有小吏，体道超常流。鲲鱼化鹏鸟，蝴蝶梦庄周。

寿夭宁有异，是非本同俦。吉祥生虚室，任天逍遥游。

但怜人间世，嚣嚣复悠悠。

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隐词皆感激，高歌同哭声。

痛极甘曳尾，愿死悔蕲生。万籁咸自取，解悬齐殇彭。

著书动千载，神识照八紘。

我来谒生庙，怊怅心欲摧。豺狼横九有，中原多奸回。

战血生青草，白骨化尘灰。扞敌同所愿，阋墙倍可哀。

我欲从生去，去之濠水渨。洪水摧濠梁，猛兽出林来。

眇躬何足算，但忧万人灾。感之肠欲断，空殿徒徘徊。

这三首《过庄子庙》，是姚老师“庄学”中的一次诗意

体现。

姚先生提出的“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可视为对“庄学”的“体验”与“超越”。

“漆园有小吏，体道超常流。鲲鱼化鹏鸟，蝴蝶梦庄周。”是姚先生对“庄学”“学悟并重”一次“诗化”的认知和体验。

姚先生学问和书法作品中，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内容，“和为贵，和而不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是当以同怀视之”“卓然自立，和而不同”等等学术感悟。都是催人奋进的“经典文化”和积极进取，坚毅乐观的文化品格。

 

姚先生善教爱国，弘扬国学，积极建言献策的智慧和正气，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和精神支撑。

“宏观辩方向，微观察现实；纵向看发展，横向比差距。”这四句话是姚先生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一位领导人向姚先生求教于治国理政方略时，姚先生随即讲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

姚先生作为一位传统人文研究学者，并没有在具体枝节问题上考虑，而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研究性思维，从“四维视野”来阐释他的治国理政观和人生大智慧。

“宏观辩方向，微观察现实。纵向看发展，横向比差距。”这是姚先生最具学术含量，又意味深长的观点。姚先生始终秉承章太炎不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而是“经世致用”，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持有高度的关注和责任感，“经世致用”也始终贯穿在姚先生毕生的生命之中。

 

传统知识分子“兼及”、“独善”担当道义的精神，充分体现在姚先生身上。他的学问，他的诗，他的字，他的印，他的画，展现出的无不是传统学者以道自任的精神和“智慧之光”。

“远富贵，淡名利”，是姚先生人生中坚守的一个崇高理念。

汉大儒董仲舒有云：“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心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

早在姚先生调入山西大学之初，由于当时山西思想保守，社会秩序混乱，政府缺乏大学管理和领导经验，又由于大学各种关系比较复杂，山大教师队伍年龄大小差距很大，有很多讲师的年龄都比姚先生大出１０多岁。姚先生是一个从贵师大调来的三级教授，只有三十五六岁。按道理来说，贵师大也是当时的名校之一，学术和师资队伍在全国大学中属于上乘的学校，而且姚先生的三级教授职称是国家承认的。受山西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干扰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重新评定职称，将姚先生的三级教授被定为四级教授，之后，四级教授又被定为五级教授，五级教授又改为六级教授和副教授。这样大的事情，除了经济上的极大损失外，更是对一个人的极大“不负责”和“不尊重”，更何况是一个才华横溢、善教爱国、敬业有加的优秀学人。另外，对这对于当时一个托家带口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姚先生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初衷，倾心教学工作，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活出了泰然自若的真我。

姚先生弟子梁归智说：“姚先生是一位“用世”之心极强烈的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总是萦绕于怀，因而不管逆境顺境，无论是教学、行政，还是社会活动，只要做一件事，就全力以赴，从没有‘偷闲’的自私打算。”

 

姚先生与小学生亲切交谈

姚先生有牛棚寄语诗：“纵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端闭户听风雨，廖廓江天入梦思。”这首诗，反映出的不仅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种情思，更是大学者、大智者的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豁达与淡定”。

树人为本，著述为次，学问为本，文凭为次。

对于个人的职称、奖项，姚先生从不挂碍于心，但是，当学有所成的青年人才因年龄、资历被排斥、打压时，这位温和的先生却奋笔疾书，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论资排辈》一文，语语真挚、句句殷切，有远见、有魄力，拳拳之心，尽付后学之栽培，毕生之期望，皆在中华学脉之薪火相传，民族复兴之后继有人。

 

姚奠中先生

姚先生以俭为训。生活很简朴，数年不换一件新衣，住房没有现在山西大学一般教授的宽，写字台没有一般教授的大，消费更没有一般教授的高。但他很满足，山西省要给副省级以上干部建小楼，因他曾任省政协副主席，自然也在其列，但先生婉拒了。然而，胸怀国家，抱念苍生的姚先生在国难民瘼之时，每有解囊义举。抗美援朝，姚先生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存，甚至包括刻有其夫妻姓名，极有纪念意义的结婚戒指。水灾地震，捐钱捐物，遇人有困，竭力救助。弟子亲友，固不必说，有稷山乡邻生活困窘，姚先生慨然以十数亩良田相济，又恐后人索要，立相赠字据，此举从未向人言及，50年后，受赠者的后代才发现契约，专程来谢，姚先生却早已忘却此事。近世不古，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姚先生逆流而上，高揭道义之帆——先是把价值数百万的书画捐献给了山西大学，还把自己现有的财产，如房产、图书等等，都做了献给社会的安排。2010年，更率先捐出自己的100万积蓄，发起设立了“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用以奖掖后进，弘扬国学。

姚先生面对中国书法第三届兰亭终身成就奖，豁达淡定，还自认为“名为实宾”，是身外之物，对个人不足轻重。他关注的是字要写得正、写得好，为书坛树立正气，要通过内容，对社会起到推动和谐进步的导向作用。

 

在注重“炒作、包装”的时代，“著名书法家”和“著名学者”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时尚词汇。如果说人人都可以自命为“著名书法家”和“著名学者”，那么，姚先生这个“兰亭终身成就奖”可是中国书协给予颁发的。而且姚先生这个“蘭亭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著名书法家”和“著名学者”。如果说，年轻书法艺术家都在准备在短时间成名成家，目的就是赚大钱，那么，姚先生这个“百岁老人”，并示书法是余事，相比之下显得年青人对书法的艺术价值和中国文化认识上就浮浅多了，值得深思。

 

姚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社会、关注民生、弘扬国学、令人景仰。

弟子董宁在姚先生百岁人生感怀中说，姚先生是书法家、名师、学者、百岁寿星，一个人荣获一顶桂冠已属不易，先生怎么能集几美于一身呢？其实何止几美！，先生还是一个好丈夫，和李淑兰老师伉俪情深相濡以沫一辈子，携手走过风雨人生；先生还是一个好父亲，养育了四个优秀的儿女；先生还是一个好祖父，孙儿孙女绕膝和乐……先生扮演了一个人应该扮演的每一个角色，承担了每一个人生阶段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与国家、与社会、与家庭都勤勤恳恳耕耘，默默无闻收获，这样的人生岁月就可以越老越丰满越充实，这样的人生道路就可以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坦长。

2012年7月，是恩师姚先生百岁华诞。“百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希望，对先生则是现实。这里体现出的不仅仅是身体素质，更是学问修养与人生境界。

鸿儒“姚奠中”先生的智慧人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人生需要智慧，这是每个人都会孜孜以求的。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面临无数希望、挑战、困惑、挫折、难题；如何理解人生、生存、生活？如何领悟心灵、美德？所有这些都需要用智慧来启迪并完善。法国作家蒙田在《随笔集》中说：“若是你懂得如何思考和安排你的生活，你就是完成了一项最伟大的工作。”

梁漱溟在接受美国记者艾.恺采访时说：深深地进入并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奥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诸子展示人生智慧。

诸子思想以“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为主。

尤其是儒学，在“内圣”上的贡献，引导人，提升心灵境界，完善自己的人格。

姚先生在《治诸子序言》中说：“就总体看，中国文化关注人本身，《论语》教人怎么样做人、《老子》教人怎么样处世、孟子教人怎么样施仁、庄子教人怎么样超脱、荀子讲隆礼，等等，都关涉到人类生命的‘素养’和‘人生智慧’。

 

墨子强调人要“立大志”，在《修身篇》中说：“志不强者，智不达。”

子曰：“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中国文化经典《论语.阳货》说，做一个完善的人，要做到仁、知、信、直、勇、刚六德，同不懈地学习结合起来，这就是从人的精神需求的原发性角度讲的，如“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倡导传统文化教育，与其说是一种知识积累、技能的训练，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人格，文化生活的养成。

近几年，读经风盛，国学热起，国学院更是层出不穷。国学热是好的，令人担心的是只是“热”、没有“学”，或者学得很浮泛，这个不行。

姚先生认为，“国学”重在“学”。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

 

姚先生在《书注与读书法》中讲过：“欲明先哲之精神，则必先读先哲之书”、“不至因难而退，荡灭旧贯，使民族之精神，竟坠于地”。

章太炎说：“学，患其不习；既习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精；偶有所得，犹要自视若愚，切不可以以为智，愚三次，智三次，学始方有所成。”

当下经济和社会建设，更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开发新的精神资源。

坚持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倡扬国学经典。

在先秦各家中，儒家最强调教育。孔子随处施教，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儒家基本上是教育家。这都是教育人如何做人的。都是在强调人内在心性的平和，爱人、容人、宽恕人，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姚先生宽宏大量，能容人容事。倜傥豁达，任性率真，令人敬佩！姚先生和常人一样，他并不是没有过挫折、打击，但他能面对，能化解。他的案头长期放着《庄子》与《老子》。这或许是他化解生活中因不愉快而带来苦恼的良药。一件烦心事遇到了头上，纠绕不已，这时他往往会摇摇手说：“算了，让过去吧。”从此便忘得一干二净，不会再提。即便是有人提及，他也从不因其对己不义而以恶言相加。他心中坦坦荡荡，像大海，像云天，生活中的烦恼、忧伤，就像一滴苦水、一缕轻烟散于其中，根本不会留下痕迹。

“不知老”，是姚奠中曾经篆刻的一枚图章上所写的三个字，出自孔夫子所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在“八十自述”中，姚先生这样写道：

八十之年勿焉已至

蓦然回首恍若隔世

坎坷蹭蹬未曾芥蒂

不见成功忧思难已

寄情文史余力游艺

聊以卒岁忘年存义

义，是指社会的责任、真理的追求。可以说这是姚先生人生态度的高度概括。“忘年存义”是姚先生一贯的人生准则。姚先生平生，以从义为怀，以用世为归，善教爱国，情系桑梓，以倡扬国学为己任。晚年，还把自己的书法精品和百万元的积蓄捐赠于家乡和山西大学，并成立“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用以奖掖后进，弘扬国学，促进社会文化繁荣发展。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道德文章

２０世纪，单就生命状态而言，姚先生成为自然生命与艺术生命的百年绝唱。姚先生站在101岁的生命巅峰上，完成了千百年来无数人对生命修为的终极圆满。

姚先生的书艺是其品德、学识、素养、胸襟、气度等综合性的外化，是跳跃的生命符号，洋溢着充沛的精神力量，蕴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姚先生的道德文章、诗书画印，样样至于化境；年且百龄，耳聪目明，记忆依旧如故。如此，何能不令人“高山仰止”！

 

姚先生堪为一代“文章大家”。在《姚奠中讲习文集》中，学术文章涉及到了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５０００，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但是，若要他举一篇能代表自己学术的文章，那就是《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

姚先生生前对《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这篇论文比较满意。这篇论文写于1980年10月，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同仁强烈反响。对中国文艺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做了梳理归纳。“以政教为中心的诗论的形成，既原于《诗经》一书的经典化，同时也是以儒家的政治哲学成为统治思想为基础的”，首先说明“现实主义”的内涵特征：“现实的反映，不能成为现实主义；只有自觉、积极地反映现实，才是现实主义的开始。”而“政治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是最大的现实，也可以说，政治是现实中的最主要方面，而为政治服务的诗歌，是关心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反映现实的重要表现”。不过，姚先生的基本情怀，是对“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情有独钟的，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乃至人生信念和实践中都表现得很突出。

梁归智认为，这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是，突出“政教”的文艺思想的确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塑造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无论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戏曲和小说，都无不在其笼罩之下，诸如小说戏曲人物的“脸谱化”“大团圆”和“光明尾巴”等，都是这种文艺思想的产物。其实，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大讨论，渗透到哲学、美学和文艺等许多领域，都在反思这个问题。

 

凡是与姚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其学问如浩浩大海，不知其深几何、广几何。的确，和很多教授常年只专于某一个研究领域，甚至只讲得了某一段文学史相比，姚先生治学的广博令人称奇。

在《姚先生的课堂》一文中，弟子刘毓庆说：在山大中文系师生中盛传，姚先生讲文学史是一绝。确实他的文学史课对我的启发是我此后的学习中未曾有过的。中国文学史时间长，内容多，每一个朝代都有成群的作者、成堆的作品；每一个名头稍大一点的作者，生平、思想总会有纠绕不清的问题。我也听过别的老师讲，往往缠到一个问题中拔不出来他却可以用三四个课时把文学史讲完。如讲屈原，用“任、疏、放、迁”四字概括屈原的一生，并围绕这四个字讲述其经历；讲汉代散文，用“诸子衰歇，史传大成”八个字概括其发展情况；讲汉代文学，用“赋地位强，散文大家多，诗成就高”三句话概括这个时代的诗、赋、文创作；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用“散文变成骈文，大赋变成小赋，五言诗创作兴盛”三句，概括这个时代的文学变化。当时上课的时间很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开门办学，下工厂，到农村，与工人农民一起搞运动。课程安排随时都有可能变。这就使得教学计划只能做短考虑，不能做长打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突出地显示了姚先生的水平---不管给多短的时间，他都能完整地讲完一个内容，而且重点突出、信息量大。

姚先生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古人讲，以德服人，何人不服。我们在姚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学问，而且在他身上汲取到一种浩然正气，一种豁达豪迈，上善若水之美德。

姚先生的思想观点，主要不是将其仅仅体现在学术著述上，而是能够将其转化成一种“生命力”，把所得到的学问和知识与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即生化了、活化了、生命化了。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海阔天空气象，风光霁月襟怀”“笔墨精神立，风云骨气存”“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姚先生这些自作诗，也正是他豁达人生和宠辱不惊的大家气度，及历经磨难而依然保持旷达淡定、不计得失和优雅潇洒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姚先生九十华诞时，仍赋诗感慨不已：“未能息以踵，九十不蕲期。德业愧前哲，尊闻行所知。”

一代学人已是耄耋年岁，仍然要求自己继续苦修前行，在德业上不能留下有愧于前哲的遗憾。

 

姚先生９５岁时仍然有诗：“行年九十五，自儆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更可久。”

我认为，姚先生诗里所讲的“可大更可久”，并不仅仅是指年岁上的长寿，而更是一种“永恒”的发展观。

“以此树家风”更能体现姚先生“以正己为本，从义为怀，用世为归”“有为兼需有守”的“赤子情怀”。特别是在百岁之年，姚先生不但把自己所有的书法精品和多少年的积蓄捐出来，成立“国学教育基金会”，用以弘扬国学，奖掖后学。而在他的帯领下，四个子女也积极捐赠。

在当下，这种精神显得更加可贵。

人们盛赞姚先生真谓是：“道德文章堪一流，大美只因真善守。人，一泰斗；文，一泰斗。”

过一种承担责任的道德生活，是人生的真正意义。

“道德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这是当时无锡国专以道德立教的校训。

道德与文章，可以说是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是人们评价一位学人的唯一标准。司马光把“德”作为人才与治国的最高理念。“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司马光认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德”不仅是其重要的元素，也是文化人在文章中的生命力之所在。

凡是拜访过姚先生的客人，都对“亦曲园”的本意怀有极大的兴趣。如果读读姚先生的自赏诗《小园》，就会把人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其“堂不标春在，园名亦曲园。前贤安可企，学圃育花繁：其意甚明，其志甚笃。

有时，每当谈起“亦曲园”时，姚先生只是随意笑一笑说，我的师爷爷俞樾先生有一个“曲园”，我的虽小，也算是一个，所以管它叫“亦曲园”。

其实，姚先生对前贤的感念和“重师德”亦在“园曲”之中。在园中有一条折如曲尺的小道，每天下午，姚先都要在小花园里散步。

姚先生在百岁高龄时，每每遇客来访时，总要欠身挥手、蔼蔼致意，唐章遗风流韵，于此行止细处灼然可见。

“亦曲园”在姚先生的生命历程中亦有着非凡的意义。

“亦曲园”是姚先生感念师爷爷俞樾先生，改“曲园”为“亦曲园”。

这只是“亦曲园”的一层意思。

对大师的学习与研究时，不具备“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精神，很难进入佳境，很难知其底细，很难领会精神实质，很难找到“文化生长点”。

 

在纪念章太炎的很多文章中，有一则关于太炎先生早期入室弟陈存仁在“访曲园居，墙壁题诗”一文中回忆说：当年“章师和我去杭州，第二日，就迫不急待去昭庆寺‘楼外楼’的‘曲楼’去凭吊老师俞越‘曲园’故居，已是大名人的章太炎仍在‘春在堂’点起香烛为老师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并在曲园墙上题诗，黯然而别。”

国学大师章太炎，终生不忘师恩，为恩师行三跪九叩首之礼。

百岁鸿儒姚先生，寓所立“亦曲园”，终生思念自己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其道德、其礼仪、其人格、其风范，令人敬佩。

在姚先生寓所客厅右侧，一幅高水准的章太炎先生“人物肖像”素描，十分引人注目。

在姚先生的书法作品中，章太炎的《菿汉微言》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姚先生以《菿汉微言》的学术思想为平生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观点，多次用书法形式表现这个内容。

在认真学习和研究姚先生的过程中发现，姚先生的家中有章氏肖像，书艺中载有章氏《菿汉微言》信条，心中永远感念着师恩……

“师德”，是传统“道德”精神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许多美好的传统道德。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

姚先生对章太炎先生终身怀念，总想把先生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而自己却在中年时期境遇坎坷，没有条件，到20世纪80年代后又被各种教学任务、政治事务、学校和社会的各种活动缠身。

197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收到国学大师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的一封信，信中提出整理章太炎遗著的要求，并附上一份可担此任的章氏弟子名单，姚奠中的名字便在其中。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将此信转给正在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打听姚先生其人。那时，姚先生远在山西大学，尚未完全脱身于“反右”及“文革”的劫难，辗转闻知此事，百感交集。

姚先生在自传中回忆：“1978年以后，我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政治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因而又兼职越来越多，教学任多越来越重。作为章门晚年弟子，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责无旁贷。几经考虑，决定先从写传记做起，认为不把其生平经历弄清楚，就很难全面透彻地把握著作中的思想内蕴，而对于遗著，也只能是文字、版本等表层整理，至于研究则很难谈到。我的《章太炎传》原稿，也只是作为参考资料之一。我的研究生董国炎，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完成了近40万字的《章太炎学术年谱》，令人欣慰，而我也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姚先生“远富贵，淡名利，从义为怀、勇决为行”的“人生境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在获得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后，面对这么大的荣誉，姚先生却认为是身外之物，对个人不足为重，要重视书法对社会所起的教育作用，要为书坛树起一种正气。”在获得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感言中，姚先生认为获奖得名应该是高兴的，但名为实宾，是身外之物，对个人不足为重；由于书法又是文化载体，因而对社会具有双重作用。

北宋儒者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使命与文化事业，千余年间，激荡士心，继统而立，血脉相贯，乃有中华硕美之学，卓然于世。这种精神与责任，在姚先生这一代学人身上体现得很充分，这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姚先生的真正价值。

通才理念

博雅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通才教育强调知识的全面发展。

姚先生在谈什么是国学时指出，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这就是“道术”与“方术”。所谓“道术”就是研究事物全面性、整体性把握的学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它所得到的只是事物的局部，根本不能把握大道的基础精神。“方术”是由“道术”分裂而形成的。不能为“道术”，便只能为“方术”。现在这种过细的学科分类，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方术”。国学则是要反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基础。

周汝昌先生在《姚奠中书艺》前言中说：“中华古圣贤，其实都是大艺术家。古画表现羲娲，手各执规与矩，可见他（她）是伟大建筑制作大师也。周公多材（俗多误作‘才’）多艺，列为上圣。孔仲尼，初为乐师，故其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又曰：‘君子和而不同’，此亦乐理之借喻，盖‘和’字古篆作?其左乃乐器，是乃本义。观乎孔门弟子三千，而唯身通六艺者号称贤人。是则艺者，自古与学、与道并列齐重，而艺、学、道三者又非如冰炭之不相容、云泥之势难接，似分而实通也。孔门六艺，重在一个通字，何也？学人于此，可不悟乎？于此而能悟，则与中华学术文化之精义思过半矣。”

“中华的文化学术，总括而言之，贵在于通；分而区察之，则学贵在识，艺贵在通，道贵在悟：三者备，是为中华人所独标之“灵性”，然太史公所云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者，盖所究即天人之间感而遂通之理也。两句虽分，所重仍在一个‘通’字。唐人孙过庭论书“俯贯八分，旁通二篆”，贯亦通，所微异者只在贯通者为纵向，旁通者为横向。所谓触类旁通，涵义至周矣。”

国学则是要反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基础。

 

姚先生认为，他是所谓研究“国学”的。国学文、史、哲不分而以“小学”为基础。所以在各大学教书，面相当宽，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有通史，有经、史、子专书，有诗、词，有文选，也有分体的作品或史，还有断代的作品选读和文学史，以至文字学、文艺学等等，不下十余门。多因教学需要，而非出于泛爱。

新中国成立后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不仅是文、史、哲分开了，文、史、哲中又要细分。如“中文”学科里一个古代文学，还要分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几个段落，每个人只搞一小段，搞“先秦文学”的不懂“唐宋文学”，搞“唐宋文学”的不懂小说戏剧，更不用说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了。在一个语言中，也要分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搞古汉语的人讲不了现代汉语，搞现代汉语的人读不了古文。而现代汉语中又要把语法、修辞、语言学概论分开。这样各自画地为牢，怎么有可能把问题搞通呢。

姚先生重视通才教育，“贯通、求真、用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他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近50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太窄，这是个深刻的教训。而姚先生以他卓越的科研实践和教育实践，为我们树立了通才教育的榜样。

 

姚先生认为学术本来是应该相通的。就像是耳目口鼻，虽都有各自的功能，却不能相通。鼻子能嗅到味，却不能嗅到颜色，嘴能尝出酸甜，却不能尝出声音。这样是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的，自然也不能得到事物的本质。

 

把事物割裂开来认识，自然难以获得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学科分细了，对于具体问题来说，可以研究得很深、很专，但要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则很困难，因为得出结论是需要全面、需要“通”的。

姚先生曾说过，国学概念，其实就是指文化与价值意义。尤其是儒家文化，它是一种关涉到国人生命素养，追求个人人格、尊严和生命完整发展的养根基之学，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就是指“因心以会道”，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心灵境界要崇高，要生活的更加充实。在他书法作品中，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是其主要内容。其“大”就是由“充实”与“光辉”交融为一，才能成为大。“大而化之之谓神，神而不可之之谓圣。”这就是所谓的“神圣”，这样才能可大更可久。纵观姚先生的生命旅途，他的人生在每个阶段都有很好的总结和自勉。在六十初度时有诗：“万里方开步，无暇问五湖。”七十岁时自叙：“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印象较为深刻的还是八十岁时的自叙诗，“八十之年，勿焉已至。蓦然回首，恍若隔世，坎坷蹭蹬，曾无芥蒂。不见成功，忧思难已。寄情文史，余力游艺。聊以卒岁，忘年存义。”我这里讲的“义”，就是指社会的责任、真理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生准则。姚先生在９０岁时也曾感叹赋诗：“德业愧前哲，尊闻行所知。”，到了“９５岁，又写了“享年９５自儆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更可久”。

弟子梁归智说，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随姚先生读研究生，亲历亲见亲闻姚先生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以“通”为最高宗旨，在“通”的基础上才谈“专”。

姚先生为学生们设计了古代学术思想、文艺理论、古代文论选、古代文学史、古文字学等课程，特别还有一门科研实践课，就是编选《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和《咏晋诗选》（还有部分同学编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

除古文字学另请一位有专长的老师授课，其他课都是姚先生亲自讲授全程负责。姚先生可谓先知先觉，其实就是迚循章门的学术传统。

出于姚门的研究生，都是受到姚先生“通才”学术思想的影响，后来都成了各个工作单位的骨干力量。

 

《姚奠中讲习文集》是一部极具讲习特色和学术、教育价值的著作。姚先生的讲习文集是他教育思想体系和“博而后专”通才教育理念的全面展示。文集中的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凡12篇，100多万字，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５００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

姚先生以他卓越的科研实践和教育实践，为我们树立了通才教育的榜样。

姚先生生前曾回忆道：“３０年来，我开过的课在１０门以上，包括中国文学和文学史方面、古代哲学和古代史方面，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编印过的教材，也在百万字以上。而这些，有一半时间是在政治重压下进行的。我始终抱着为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处在怎样的环境中，从来没有消沉过。”

姚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是一个典型的以私塾读书为主要教育，并在方髫之年既饱学于身者，更亲沐章太炎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思想熏陶的传统知识分子。

姚先生的弟子梁归智说，姚先生在上述所说的“愿挑重担”和“不怕任务多”两个方面，所述皆实，只有遗漏而毫无夸张。

山大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本来招收三五名，校领导要他多招一些，因为报考的人很多，只好扩招，为了照顾女生，最后录取了１１名。

姚先亲自制定教学大纲，出题、笔试、口试、初试、复试、一一都具体参与。

姚先生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即：重学术指导、重科学实践，走先博后约的研究道路。他先从整个学术要求出发，先后开了学术史、《汉书·艺文志》、先秦诸子与古代文论等多门课，系统讲授有关知识。他组织研究生选编了《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咏晋诗选》两部书稿，用编书的办法来指导学生从实践中丰富学术知识，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1981年，姚先生招收了他的第一批研究生，共11名，从先秦到明清，这些学生研究什么方向的都有，而他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他们分别进行指导。

姚先生讲授《庄子》的时间最长，可是1978年招收新时期第一届研究生，11名研究生竟没有一人选修先秦诸子，刘毓庆教授选《诗经》，康金生教授选《汉赋》，李正民教授选元好问，傅如一选择唐诗，特别是梁归智教授，选的是《红楼梦》。而姚先生从个人爱好讲，是不喜欢看《红楼梦》的。但姚先生不以个人喜爱萦怀，一律加以支持鼓励和细心指导。梁归智的毕业论文《石头记探佚》，就是姚先生命名的。从此，“探佚学”成了红学研究术语中的一个新概念。

梁归智在《姚先生学术评传》中说：“我写的《石头记探佚》。姚先生和周先生分别赐序。周先生是酷爱《红楼梦》的，对我大加揄扬。而姚先生的序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红楼梦》”，后面却对我的研究成绩给予科学评价，并以此为机缘，与周汝昌先生由本不相识结为好友。当年周先生看了姚序，十分感动，既在给我的信函中提及，后来又当面对我说，对姚先生的学术胸怀和识见深表感佩。这成了一段学术史上的佳话，直到2010年夏，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还在电话中对我说，你的老师支持你搞他自己不喜欢的研究，真了不起！”

姚先生为我的《雅颂新考》作序时指出：在‘雅’‘颂’研究上，用力最勤的是对周族和周代发展史的探讨。因诗求史，以史证诗，史明了，诗也透了。所用的史，绝不限于传统的历史书籍，而是包括神话传说、古文字、考古文物在内的丰富而复杂的史料。试看文中的子目之一：《姜原即月母即西王母考》，初看起来，会感到离奇怪异，几乎出于人们的想象之外，然而经过旁征博引和交互错综的论证，却终于令人信服地拨开迷雾而见到原始传说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姚先生并引用司马迁的名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说“予于刘生亦云”。不过在序的结尾，姚先生也指出某些不足而需要继续努力之处，说：“对使用的资料，不在于能使用对自己有用的材料，为自己的论点服务，还要使用自己不利或相反的材料也无碍。绝不能各取所需，各是其是。”这不仅是做学问的严肃立场，也是教育学生的诚恳态度。

姚门弟子朱琦，聪明灵活，后来在北大读博士，却并不想深钻学术，而喜欢搞一些泛文化的写作和活动，成了美国旧金山地区一个活跃的文化人。朱琦在《姚奠中先生的文化精神》一文中，深情回忆和姚先生的师生之谊，其中有这样的话：“我学古代文学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却几乎对所有古代的文学家都有些怀疑。甚至连屈原和杜甫那样的忧国忧民，陶渊明和苏东坡那样的豁达通脱，都觉得有些玄虚，不近真实。后来在姚门熏陶得久了，渐渐地、信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古人写得精辟，说得真切，还因为他身上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他几次对我说，当为的就要为，不当为的就坚决不为。我想人要真如此，就得相当地理性，相当地执着，并且具备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而他正是这种在传统美德上接近完美的人，或者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圣人。

弟子梁归智认为，姚先生实在是一位很纯粹的“儒者”，颇有孔子救世的情怀，常常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此时心安，不管身后名业。这种格局的“儒道互补”自然是感人的，因而先生的精神状态总是那么昂扬向上，从不叹老嗟卑，就是在境遇最“逆”之时，也能保持乐观，为社会尽力所能及的责任。

百年树人，薪火相继，始终是姚先生最为关切的文化大业。在姚先生看来，踵武前贤的方式虽多，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学圃育花”无疑是分量最重的。辛勤繁忙的园丁自然会赢得满园芳菲，从教数载的姚先生桃李满天下，弟子不乏卓然有成者。

 

傅如一教授认为在原创缺失、学术规范、学术风气问题严重的当下，研究姚先生的意义、启发和教育一定是全方位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的侵略，同时西方文化也开始批量地输入中国。军事与文化的双重侵略，使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于是，一批志士仁人在与“西学”的对抗中，提出了“国学”。

章太炎先生就是代表。他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很显然，他强调的是一种文化传统，有这种文化传统，国家即便灭亡了，还有复兴的机会；如果连这个传统也亡了，那国家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国学”，一直处于学人反思的状态之中。章太炎在治国学方法问题的结论为：“辨书籍底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变迁，辨文学应用。

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此外，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及其《国学概论》、还有《国粹学报》，都可作为标志性的百年国学起点的事件与著作。1915年成立了国学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1920年，在无锡成立了国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

姚先生以他自身的学术实践告诫我们，学术、科研，总是要有目的、要求的，否则，不是愚蠢便是欺骗。在总的目的要求下，才可以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如果把目的要求机械化，变成框框，成了清规戒律，或以某些新旧教条为依据，不许自由思想、自由探索，那“双百”方针，也就变成了空话，学术、科研也就谈不到发展和前进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好的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从事科研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的、有益的贡献。

余力游艺

姚先生在８０岁自叙诗中，“寄情文史，余力游艺。”这个说法只能说明，作为学人，他的着力点或重点是“寄情文史”，这并不是说不重视艺术美学。姚先生认为把诗、书、画、印作为“国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目的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同样体现着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从教后，姚先生书、画、印都作得少了，只是遇到同好和朋友，才相互切磋创作。诗，在初中时写七言歌行，订成一本；到高中，转写五古，发表过几篇，不过都是属于感事忧时，很少风花雪月。喜欢旧小说中常说的“怎见得，有诗为证”，就是作诗证事的，只偶尔作一两首，自己刻有一图章，文曰“未能高咏”，不敢以诗人自居。

 

姚先生认为诗、书、画、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同时也能表现中国文化“中和”为美的基本思想，从中可以陶冶情操，使人格得到升华，丰富内在的精神世界。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就是指“因心以会道”，完善自己的人格。这种东西西方没有，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人类非常宝贵的一份精神财富，无论如何都应该重视。如果没有一些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人，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我真担心“此道绝矣”。到那时，那将是全人类的遗憾!

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诗书画印，无一不精。姚先生是“学者、诗人、翰墨师，功深味厚，中华境。”“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近世以来，学有专长者比比皆是，如姚先生如此全面，集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家、寿星于一身者，实属凤毛麟角。

 

姚先生不仅在小学、经学、诸子、文学方面成就突出，其诗词创作也记录了现当代历史、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大量的自作书中，抒情写意，春风骀荡，独具风骚。他的绘画气韵生动、趣味盎然，潇洒率意；篆刻韵味灵动，力穿金石；书法艺术造诣精邃，其楷、行、草、隶、篆多能兼善，魄力雄强，气象浑穆，最具北人气质。姚先生历经长期的笔墨浸润，将传统学术思想和审美艺术完美统一，成为现当代书坛守正创新的杰出代表。

 

晚辈学生贾克勤向姚先生求教

凡是拜访过姚先生的，一进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堂中间的水墨山水画，这是姚先生早期作品，其艺术风格兼具米芾、石涛、荆浩和吴昌硕之众美，可见姚先生非一般艺术功力。以“四美”概括之，实谓不过。即：“整体诗意美、疏密跌宕美、古拙奇肆美、丑怪朴野美。”何谓山水画？故名之，除“有山有水”之外，诗意便是“山水画”的灵魂。那么，姚先生此幅“山水画”便是根据宋人杨万里的诗意创作的：“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上放出一山拦。”诗是无声之画，画是无声之诗。凡是大艺术家，必然都是大诗人。姚先生把山水水墨画，把诗意之美和艺术整体之美融为一体，创作出了“姚氏”山水特色之美。

品读之，耐人寻味，其立意、布局、墨气、笔法都已达到出神入化之境。仿佛听到了、看到了、嗅到了山水之美，感受艺术家的道德感、美感、想象力和创造性。仿佛聆听到了白居易、李商隐的诗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胸中原有云烟气，腕力遒时字始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堪有音韵之美、含蓄之美、修美之美和抑仰之美。

姚先生作画讲究骨法用笔，他曾致力于花鸟、山水、人物，后因专攻学术，遂多年搁笔，只偶作米家山水和写意花鸟遣兴而已。但他的画气韵生动，格调高古，笔墨生动，非常人可及。

 

姚先生的书法是“童子功”。从私塾、小学起始，就在其伯父督导下，日课大小楷，下了十年基本功；中学时期开始临法帖，首先从元代书法家虞集入手，后改学颜真卿，同时习练小篆和隶书。考入山西运城菁华中学后，听老师李荐公讲碑帖异同，讲如何用中锋、藏锋，如何入笔、行笔、转笔、落笔，如何“一画三换笔”等等，李荐公还从上海邮购了不少何绍基、吴昌硕、赵之谦等名人的各体书法楹联和艺术鉴赏社珂罗版影印的名家书画集和碑帖，使学生大开眼界。姚先生特别投入，除了写字，还学绘画、刻印。后来到太原上学，就专攻《石门铭》和《郑文公碑》，并从常赞春教授研习篆书。再往后进入章门，不仅在学术上日进，而且在书法上也眼界更宽而提高了境界。章先生指示门径说：“学篆先要写汉碑头，学隶先写《石门颂》，学魏碑要先写《郑文公》。要能放得开，也要能收得住。”

 

姚先生并不着意要做书法家，但多年操觚习练，自然而然地成了书法大家。与一般的书家专擅一体不同，姚先生行、楷、隶、篆皆能，俱臻高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一方面，姚先生的书法已经逐渐炉火纯青；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形势带来了各方面的机会增多，姚先生的书法作品得以多次参加全省、联省、全国、国际、国外的大型展览，被收入《中国古今书法选》《中国现代书法选》《国际书法作品精选》《中国当代书法大观》《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当代书法名家作品选》《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以及日本印的三种书法集和多种选集。一些作品并先后被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中国美术馆等收藏。

 

姚先生的书法不是追求单纯的书法技艺，而是国学、文学、艺术和人格境界的整体体现。笔者于书法外行，转录几位书法界同仁的评价：

行书结构紧密、布局疏朗、意度沉雄，端严中笔势飞动，浑朴中透出一股秀逸之气，显得厚重丰腴、盘礴遒劲，雍容大方，蕴藉含蓄。——田树苌

笔下带有浓重的北碑气质，笔墨飞腾而端庄凝重、大气磅礴。——林鹏

有一派刚直浑厚之气扑来。在他的书法中没有丝毫俗媚娇柔之态，也没有恣肆轻佻之迹。——张颔

从楷书化出，注入隶、篆、金石，间以草体，成其独特的行草。来自古人，不拘泥于古人；借鉴今人，而不随时俯仰。金、文、古、篆，更是俯仰、方圆使转，无论形体、布局、行笔、用锋、以至肥瘦、疾徐，无不尽善。——徐文达

 

观姚奠中先生《樗庐闲墨》册页，四体皆备。开篇的楷书，写得通透自然、神形兼备；中间的各幅篆书，运用秦汉以来篆隶的淳朴古茂，书写独有的内在感悟释放于笔法奇肆豪宕中；隶书朴质丰茂，清新自然、通透洒脱；草书笔力雄健，心灵之笔出于人生领悟之后的真情怀，书法线条的舒和与人生枨触天边暗合。这种在册页尺牍中透出的清逸，获得了开悟之后的笔墨解放。其草书用笔老辣，在表面轻松自得中蕴含着笔力的遒劲，在天真烂漫的章法中透出其不争不怨、知足常乐的意绪。——王岳川

中堂水墨画堪为艺术神品。

中堂两边的书法：“朝餐五色霞，夜卧千峰月。”

书之风格，高古大气，魄力雄强，气象浑穆，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均属精品。凡来拜访者，也都必然要赏读。

笔者显浅概之：是其主人翁聚庄、儒、佛学之众美转化为“超然物外，自得天机”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一种生命理念。

水墨画，集书法艺术价值、文化内蕴和智慧之众美为一体。

姚先生书法高古大气，沉雄典雅，兼善楷、行，草、隶、篆，文化底蕴深厚，曾被中南、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及多处博物馆永久收藏。

学人擅书画者并不罕见，然而，姚先生诗、书、画、印皆擅，被人称为“四绝”，达到了一般人所难企及的高妙之境，这样的学人少之又少。

姚先生在《习艺录》中说：我高中毕业时，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前途发生了争论。一位说：“你应该走美术道路，一定能成为大家。”一位却说：“不，你读古书多，文字好，做学问才是正路。”

初中时期的李老师和张老师，对我在书画上帮助很大。他们有不少从上海购置的名家复制品，开阔了我的眼界。后来从北方到南方，见得多了，随时吸收各名家的优点。对较差的书画作品，自己也能看出差在哪里。

姚先生曾说过，我没有太注意这些，认为二者应齐头并进，以学问为主，但并不妨碍在艺术方面的追求。幼时在伯父的严格要求下，大小楷十年不间断。姚先生进章门后，得到了太炎先生的指点。章先生提出“汉碑头”《天发神谶碑》《三体石经》《石门颂》《郑文公碑》《张迁碑》《曹全碑》等碑刻，说要放得开、收得住。我从练习实践中体会其中的道理，结合我用过力的颜楷，觉得大有益处；画作姚先生喜欢米芾、石涛，不喜王石谷；印喜“汉铜”，不喜纤巧一派。姚先生回忆说，等到从教后，书、画、印都作的少了，只是遇到有同好的朋友，才相互切磋创作。喜欢旧小说中常说的“怎见得，有诗为证”，就是作诗证事的。只偶尔作一两首，自己刻有一图章，文曰“未能高咏”，不敢以诗人自居。

《永祚碑记》是姚先生98岁时的手书，也可以说是姚先生集“文章大家”和“书法大师”的代表作之一。

此篇记文，弥足珍贵的是姚先生近百岁时毛笔手书。文书合壁，情深调和。时移世易，四百遐龄的永祚寺在世纪人笔下神姿高彻，其行文处处通情，书法笔笔醒透，文间字里，高情不尽。《永祚碑记》全文631字，笔简意深，贯之以情。文中写道：“行旅远来，遥见塔影，即知太原将至；公私外出，回首塔身，渐远渐没，难尽依依之怀。”

《永祚碑记》之书法，既有元气淋漓，布衣荆钗之朴厚；又火箸画灰之力度。又以“仰观则双塔巍峨，俯察则繁花似锦，旁巡则逸韵悠然”的三维提炼，书法亦对应成趣，络绎迁延，通篇体现出了姚先生“中和之美”的艺术思想。

 

姚先生虽视书法为余事，但他能集各家之长，融会贯通，镕铸出自己独特地风格。他重视书法的教育作用，曾讲到：“字能移人性情，要避免弱、媚、软。“一贯强调傅山所说“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不自正入，不能变出”，主张书法家在字体的规范上、在书辞的选择和创作上，都应该起到扶植正义的作用，使完美的墨迹成为促进精神文明的载体，以此达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双重效果。

2012年6月6日至6月17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翰墨流光，薪火相传，章太炎、姚奠中师生书展》的120余幅作品：其中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鸢飞”“为一世蕲乎乱，之二虫又何知”“充海阔天空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惊心动魄，雷轰山搖。虹飞雾走，沉渊踊蛟。龙门斯辟，梁霍山高”等等。以金文、篆隶、行书居多，件件撼人心魄。这些作品汇在一起给人以浩瀚、雄强、风雅之感，有铮铮金石气、浓浓书卷气，有坦坦荡荡的君子之风。成为一道壮阔的文化景观。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云山等兴致勃勃观看展览。在观看姚先生的论书绝句十条屏时，刘云山一边轻声念着诗文的内容，一边欣赏书法。他指着姚先生为其篆刻作品新题写的“樗庐治印”四个字说：“百岁高龄还能把字写得如此稳健和传神，这就是文化功底和艺术功力。”

刘云山说：“书品常常与人品紧密相连，这在章太炎先生和姚奠中先生的书法作品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他们的书法中既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也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的正脉，现在的书法家要以此为榜样，向他好好学习。”

追寻姚先生的书法有特殊的现代意义：在深入理解碑帖的精神后，能够在“师古出新中自成一格”，不自觉地赋予书法艺术创造的精神。

这种精神隐约展示了一种大方、明朗、振奋、激昂的民族意识和人文理想，这种正大气象和民族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也正是中国书法薪火不灭的核心价值。

（作者；山西省政府参事，三晋文代研究会秘书长）

（编辑；刘新民，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