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个孤儿被“老爸”改写命运

　　20岁的藏族青年米增开学已是山东大学的大三学生。他从珠穆朗玛峰下的日喀则出发，由西向东横跨中国，抵达济南。在米增心中，如果不是2007年的一次相遇，孤儿出身的他，如今或许就在小城打工。

　　命运的转折始于他的“老爸”——也曾是孤儿的尼玛次仁。10余年里，“老爸”收养了27名孤儿，这些孩子的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写。

　　创造一个家 

　　2007年年底，尼玛次仁二姐家的一处闲置房屋迎来了13个孤儿。房前挂着“诺倍习书院”的小牌匾，这是尼玛次仁取的名字，寓意“承诺”和“信心百倍”，它被认定为日喀则市第一家民办福利院。但尼玛次仁强调，对他和孩子们来说，这不是福利院，而是“家”。

　　2005年，29岁的尼玛次仁看望乡下亲戚时，偶然得知村里有一位老太太，独自抚养4个外孙、外孙女，孩子的父母早逝。尼玛次仁来到老太太家中，一下子愣住了：房屋破败，家徒四壁，老太太舍不得吃穿，全部留给了孩子。

　　尼玛次仁想给老人减轻压力，他主动提出，“两个年龄小的孩子我来收养可以吗？她们上学的学费都由我来出。”

　　这之后，尼玛次仁骑着摩托车，走进偏远的县城村庄，寻找需要帮助的孤儿。到2007年，他陆续收养了13个孩子。一开始，尼玛次仁并没有专门的地方供孩子们吃住、学习，正好他的二姐家有一处闲置房屋，就这样，一个个从破碎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重新组成了一个家。

　　孩子们把尼玛次仁年长的大姐扎西德吉亲切地喊作“奶奶”。这些年，扎西德吉负责做饭、打理家务，照顾孩子们的日常起居。但在最初，收养这么多孩子，扎西德吉并不看好。

　　那时，尼玛次仁在日喀则开了一家甜茶馆，收入不错。他估算抚养这些孩子每月的花费得四五千元，没想到实际是这个数字的两倍。2009年，书院里的孩子增加到18个，尼玛次仁却连连遭遇创业失败，书院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姐弟俩一咬牙，卖掉了父亲留给他们的300平方米藏式房屋。

　　帮助孤儿，是尼玛次仁内心深处的“梦想”。尼玛次仁9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去世。5个兄弟姐妹中，3个外出打工，家里只剩父亲、大姐和尼玛次仁相依为命。在他17岁时，父亲也因病离世。尼玛次仁最清楚失去双亲、孤独无依的感受。十几岁住在宿舍，他常常一个人思念父母，后来一度创业受挫，生活窘迫。他一直想着，等自己有了能力，要帮助那些与他经历相似的孤儿。

　　初到书院的孩子，难免心生戒备，尼玛次仁见过他们眼睛里的不信任。有时跟孩子说话，对方也不愿回答。他毫不吝啬父母般的拥抱，用心和他们交流。

　　米增是第一批住进书院的13个孩子之一，他的亲生父亲在他5岁时去世，两年后，7岁的米增从县城来到日喀则市江洛社区。当在社区居委会第一次见到陌生、高大的尼玛次仁时，他十分害羞。

　　尼玛次仁外向开朗，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米增说不清从哪一刻开始，认定尼玛次仁是“老爸”，在十几年的相处中，“他一直付出，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让我感受到了父爱。”

　　从问题少年到创业榜样 

　　日喀则市有名特殊的90后返乡创业青年，他曾因身形矮小常常碰壁。在企业有了起色后，他像“老爸”尼玛次仁一样积极投身公益。他曾感慨：“如果没有老爸，我现在可能误入歧途了。”

　　边巴次仁曾是书院最调皮的孩子之一，他的父亲很早去世，母亲靠卖朋必（当地的一种藏式小吃）为生。2009年，尼玛次仁带着米、面、钱来慰问这户人家，那时，边巴次仁的母亲已经到了癌症晚期。“我能帮你做什么？”“我其他什么都不要，我去世后，能不能帮我抚养这个孩子，他长不高。”尼玛次仁记得，这是一位母亲最后也是唯一的请求。

　　那时，19岁的边巴次仁身高只有一米五几，他没有上过几年学，自卑和抱怨让他成为街头游荡的问题少年。尼玛次仁承诺他的母亲，会像对亲生儿子一样对他好。

　　他让边巴次仁重新回到学校，但常常收到学校老师打来的“投诉”电话。尼玛次仁软硬兼施，可是无论怎么对这个孩子好，他都无动于衷，尼玛次仁急得晚上睡不着觉，“如果边巴次仁误入歧途，责任在我，我怎么对得起他去世的母亲呢？”

　　临近中考的一晚，学校已经放学，边巴次仁却迟迟没回家。尼玛次仁开车跑遍日喀则市的大街小巷，最终在一家餐馆里找到了他。男孩女孩围坐在一起喝茶做游戏，边巴次仁就坐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