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情——北京扶贫支援工作者群像(2)

　　来到昆玉市人民医院之前，53岁的王红宇对当地缺乏医疗人才的情况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来了才发现，科室新来的3名医生毕业都不到一年，实践经验很少。来了病人，她们都不敢下针。

　　“别怕，在我身上扎针，这样我才能发现你们的问题。”在王红宇的鼓励下，年轻医生战战兢兢地在师傅身上练习扎针。“轻了，下手再重点！”“这针扎得准！”体会着不同的针感，王红宇同步指导，3位年轻人迅速成长。“只有让本地的年轻医生学会了，才能真正把技术留下来。”把针灸技术留在当地，是王红宇最大的心愿。

　　挂职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的任轶，带队开展健康精准扶贫“爱膝行”，至今已经救助15位患者，争取救助资金100余万元。41岁的德吉9年前出现了关节疼痛症状，由于没能及时治疗，病情恶化坐上了轮椅，吃、穿、上厕所都需要丈夫帮助。“成了一个没用的病人。”德吉回忆起来有些伤心。在“爱膝行”帮助下，她术后第三天就成功下地，而且手术没花一分钱。德吉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牵着孩子的手在家门口散步。

　　在青海玉树，北京援青教师郭仲强一年就写出一部130多页的英语教材。这本教材，有一半篇幅是他吸着氧写出来的。

　　在玉树，郭仲强发现不少孩子直到高中才开始接触英语，学校也没有固定教材，全靠老师零散地教一些语法。担任副校长的他决定为孩子们编一本教材。

　　郭仲强放弃了节假日，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编写教材上。在高原，郭仲强的血氧值一直没有达标，高原反应半夜两三点钟睡不着觉，他就翻身起来再写上一会儿；一次打水意外闪伤了腰，每坐半小时就得躺下休息一会儿，但为了赶教材，他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

　　2020年4月初，8万多字的教材终于完成了。这部饱含着心血的教材，可以让学生两年内从英语零基础达到高二水平。“好好学英语，将来走出高原，看见更大的世界。”援青结束离开玉树时，郭仲强这样勉励学生。

　　在新疆和田，康柏利白天授课，晚上义务为学生补课，自掏腰包购买汽车零部件用于教学实践，即使意外骨折仍然拄着双拐坚持授课。在他的协调下，和田地区教育学院320多名师生先后到北京学习深造。

　　大爱无言。为了让广大贫困群众生活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北京的扶贫支援工作者将赤诚之爱撒播到希望的田野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手机里的爸爸”，舍小家为大家

　　“我是孩子‘手机里的爸爸’。”杨旭常这样自嘲。他是北京市第五批援助内蒙古的干部，2019年4月到通辽市担任扶贫办副主任。当时，孩子还不到10个月。作为父亲，杨旭错过了孩子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重要阶段，只能抽空用微信视频，隔着屏幕逗一逗女儿。

　　“爸爸在哪里呀？”有一次假期回到北京的家中，家人问女儿。将近两岁的孩子习惯性地指了指手机。在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只出现在手机里。杨旭心酸极了。

　　也因为女儿的原因，杨旭对扶贫受援地的孩子们格外关注。当得知奈曼旗固日班花苏木中心小学因教学设备短缺，部分在嘎查（村）教学点的孩子学习存在困难，杨旭和同事们冒雪驱车去一线调研。26公里的乡村路，足足开了近两个小时。“看到孩子们顺利开学，我对女儿的亏欠好像也能得到一点儿补偿。”杨旭说。

　　内蒙古的冬天寒冷而且漫长，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在奈曼旗，北京援派教师蒋京春每天骑行20多公里，往返工作单位和宿舍。2020年10月，蒋京春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妻子出了车祸，脚骨折了，家中无人照顾。蒋京春回到家中，仅过了两天就不得不跟爱人告别，“请护工吧。当地的孩子和老师还在等着我。”看着目送自己的妻子，蒋京春满脸泪水：“我一定把当地的教学质量搞上去，不干出点儿名堂我都对不起你。”

　　初到内蒙古苏尼特右旗的一个月，挂职当地扶贫办副主任的杨甲民每天行程四五百公里，下乡走访牧户、考察项目。回到北京对接工作，常常是当天去第二天回，甚至是当天往返。由于行程排得很满，他甚至没时间“顺路”回家看看爱人和孩子。“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同事们调侃杨甲民常用的一句话。

　　不是他们不能回家，而是所有扶贫支援工作者都对时间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在家庭中，他们是爸爸、妈妈、女儿、儿子；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他们只有一个名字——“战士”，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老乡过上幸福生活，是他们热切要攻下的山头。

　　支援“第二故乡”，一辈子的事业

　　扶贫支援，就像一根无形的接力棒。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成为一份薪火相传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