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作者：吴喜（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副院长）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古今、内涵丰富、论述深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从思想文化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亦蕴含着丰富的安全智慧、安全战略，对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古人云：“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是对此前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所提三点要求的再次强调，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新时代新征程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指明了基本原则。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作出总结提炼和系统阐述，“五个突出特性”内涵丰富、意蕴深刻，既是通过精准画像对中华文明特质的高度凝练升华，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安全哲理、安全智慧，成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历史之根、文化之魂。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聚焦到国家安全就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所追求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开拓创新精神，同与时俱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在国家安全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理路相通、一脉相承。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深刻诠释“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的宝贵经验教训，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深邃的历史洞见。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展现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特性，为树立全球安全观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养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呈现传承至今的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建共享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世界的历史文化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只有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厚植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历史文化根基，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的宝贵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高度，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同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挫折和磨难，但“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华民族是在同各种风险挑战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周易·系辞下》倡导“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论语·卫灵公》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告子下》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代居安思危的哲学思想和处世之道，成为今天强调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滥觞。《尚书·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淮南子·氾论训》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这些无疑为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提供了文明的滋养。古代著名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六韬》《三略》《司马法》等内蕴的重战、慎战、备战、善战的战争观，则为今天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提供了历史智慧。除此以外，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还有很多重要的安全元素，共同塑造出具有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对其中蕴含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并通过国家安全实践运用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同国家安全新形势新任务相融通，让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成为中国的，让古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成为现代的，经由“两个结合”创新发展推动中国式国家安全现代化。

　　为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提供遵循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对于意识形态，马克思曾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从中不难看到，意识形态之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演变的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其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坚持守正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推动事业发展迈向新天地。“守正创新”构成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所必须坚持的基本遵循原则之一。而“守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要坚决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至关重要性，并明确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其中多个“着力”都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有着紧密的关联。“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聚焦到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就必须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而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既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尤其是要关注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呈现出的诸多新特点、新动向、新趋势，又要把握好“立”与“破”之间的辩证关系，立破并举、以立为本，通过“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构建起中国特色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同时，还要落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打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主动仗，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全球安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要求“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深刻反映出新时代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所要秉持的“开放包容”基本原则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是在交流互鉴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充溢着“不同”与“大同”的哲理智慧，中华文明并不追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相反总是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寻求价值相通与心灵契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彰显出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有着显著的和平主义倾向，倡导天下无外、以和为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反对隔绝闭塞、霸权霸凌、强人从己、丛林法则。

　　实际上，人类文明正是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只有充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方能真正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化解因文化差异引发的冲突与对立，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掠夺史，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进入新时代，我们深刻认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繁荣，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至此可以看到，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全球安全间的密切关联，通过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依托我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实践，立足波澜壮阔的悠悠中华文明，向世界阐述我国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才能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开放体系，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推动合作，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指引。作为一个不断展开、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其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实际上也蕴含着深邃的国家安全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不少方面相互契合、交相辉映。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思想文化给养，两者又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不管是其中的认识论抑或方法论，都对新时代新征程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