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理欲之辨探微

　　宋至明中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化与成熟时期。理学伦理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吸收了玄学、佛学和道教的思辨特点与修养方法，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全面总结。其中，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贯穿于理学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之中。以往的阳明心学研究虽有关注到阳明的理欲之辨，但大都将其纳入程朱印合处谈，未能揭示阳明理欲之辨的独特面相。王阳明将宋儒具有道统意味的天理人欲论内化为工夫修养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不同于朱熹的新解释，将客体维度的天理诠释为主体维度的纯乎天理之心，将涵养未发的超越体证转化为未发已发相统一的内在体证。

　　王阳明在实践朱熹格物之学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做到如朱熹所说的那样，达到物理与吾心合一的境界。由此，他放弃了朱熹之学，转而在继承陆九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把理与心直接等同起来。王阳明的“心即理”说主要包括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和心外无物。他认为心体是无善无恶的。一方面，心体的无善无恶是说心体是纯粹绝对的至善，且这种至善不与具体善恶相对应；另一方面，心体的无善无恶是指作为道德主体的心之善恶都不是出于一己偏好，而是完全出于“纯乎天理之心”的道德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可以从王阳明对人欲的理解中得到证明。王阳明所说的“人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声、色、货、利，即所谓人的感性物质需要。他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物质需要不能以善恶论。实际上，人欲代表着私己的意念或意向，这种私己的意念若执着于声、色、货、利之上，就成了好货、好利、好色、好名之心，从而影响道德的纯洁性。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是人心本有的，并非人们出于某种偏好而有意为之，它们本来就在人心中，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如果连这点也给予否定，那人即不成其为人，而是“槁木死灰”。王阳明引入“良知”范畴，阐述“无善无恶”的心体何以成为道德的本体或本源，“心之本体即是良知”。心体虽然因其绝对性和纯粹性而不能等同于具体道德情境中的善恶，但心兼具性与知觉的内涵。“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心即天理、知觉。这样，心体虽然不是现实道德情境中具体的善恶，但是“心”时时刻刻在应事接物。

　　心在应事接物的过程中，呈现为对具体事物作是非善恶判断的良知。由于良知是落实于心之应事接物上的，故良知又是具体的，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由于良知是人的心体在具体道德情境中呈现出的，因而它既是人的道德活动的起点，也是人的道德活动的源泉。王阳明对良知作了规定。首先，良知即天理。这是王阳明伦理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并不是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本于天理的人性之自然，只要顺其自然流行，就是良知之用。良知与人的感性欲望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得益彰的，感性欲望需要良知的节制，而良知也要借助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才能展示自己的存在，最终成就自己。其次，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的具体规定，与孟子所讲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心”是一致的。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具有作出道德上是非判断的主动能力。最后，良知具有个体差异。心之本体被归结为当下呈现的良知，而所谓“当下呈现”又总是每个个体的“当下呈现”。因此，良知最终必然落实到个体良知上来。

　　“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结晶，“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个字”。他认为良知虽然是纯乎天理的至善，但在人生实践中，又常常为私欲蒙蔽而不得彰显，因此需要“致良知”的修养功夫。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是通过对儒家经典《大学》的新解释而完成的。“格物致知”是《大学》修养论的入门功夫，属于内圣之学。王阳明以其“心”之一元论为基础，阐释了“格物致知”思想，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修养论。首先，王阳明论证了“致良知”的必要性。他认为，良知虽然是纯粹至善的天理，人人都有，而且也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但人们因为私欲的蒙蔽，往往不能按照良知的指引为善去恶。所以，要成就圣贤人格，就必须立志坚定，切切实实地去“致良知”。其次，王阳明认为“身、心、知、意、物是一件”，故提出“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修养原则。把格物之功落实到身心上，必然涉及对物的理解问题。他对“物”的理解是与“意”联系在一起的，“意”是指意向或意念，是心之所发。心之所发的意总指向具体的对象，此对象既可以是具有外在物理性表现形式的物体，也可以是心理领域想象出来的对象，具有强烈的心理事实特点。再次，王阳明提出了“省察克治”“事上磨炼”“随事尽道”的修养方法。最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修养目标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大学》以修身为本，而身之主宰是心，故修身即是正心。但是，最终还是落到“致知”上。在王阳明的伦理思想中，“致”就是“推致”的意思，即就此意念所着之物，推致“知是知非”的良知，使此事“得其理”，修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所以，王阳明晚年单提“致良知”，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宗旨。格物致知直接就是道德活动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本体才彰显出来，主体才挺立起来。成物与成己，二者只是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

　　理学内虽有各种分歧和矛盾，但“存天理，去人欲”是宋明理学道德学说的总纲。在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上，王阳明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良知”就是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以复明吾心之“天理”。对于“致知”与“格物”的关系，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格心”，也即“正心”，“致知格物之功”的基本方法，就是“省察克治”。“省察”就是明察私念，“克治”就是克去私念。王阳明将格物解释为格心，同时强调“省察克治”的功夫，表明他较程朱更为注重道德修养及其规范作用的内在性，而突出了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但是王阳明也反对“离了事物”去“着空”地搞“省察克治”，而是主张应将内在的道德良知推行出来，也就是要通过外在的应事接物体现出内在的道德修养。因此，王阳明不仅要求时时刻刻注意“省察克治”以“致良知”，而且还要求“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而后者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实学”。王阳明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道德行为的真诚性和道德意识的自觉性。道德行为并非“冥行妄作”，而是出于对道德意识的自觉，道德意识本身即是一种“思惟省察”的自觉活动。

　　既然省察克治不能离开应事接物，因此王阳明在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上主张“知行合一”。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反对宋代程朱知先行后学说，指出别知行为先后，就把知与行割裂成两件事了。王阳明认为，把知行割裂为二，将导致光知不行的弊病，因此他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把行消融于知之中，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即是行，若不去行，知便不是知，如见好色而不好，闻恶臭而不恶，所见所闻便不能称为知。王阳明还认为知行是并进的，不行不是知，知了即是行了，行了即是知了，知进行亦进，行进知必进。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