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场以“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与杭州创新实践”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市委党校举行。面临治理环境日趋复杂、治理成本日益抬升的挑战,如何通过创新实践,为乡村治理赋能?会上,杭州市萧山区积极探索的积分制引关注。目前,该实践已见成效。
论坛上,萧山区4名基层干部代表先后分享了各自的创新实践。其中,河上镇众联村通过建立双轨制积分体系,在“信用积分”的基础上增加了“共富积分”;戴村镇推广“工分宝”体系,注重“能用、爱用、管用、耐用”,打造了“工分宝、“信用宝”、“共富宝”三种积分形态;瓜沥镇八里桥的“沥家园”利用区块链技术,将网格化手段实现基层治理在互联网的映射;进化镇华锋村的“华锋五德”则围绕“政治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兴村积德”,形成48条积分细则。
专家认为,积分制在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成效上,探索走出了“事件性解决”向“规则性解决”的有效方法,当下可通过媒介化的方式实现积分制的迭代升级,但同时,也应注意积分制治理的限度问题。
杭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福营教授则认为,乡村治理积分制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四对关系问题,即在价值取向上要处理好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积分制运行中要处理好数量化指标和随意性评价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发挥积分制的作用方面,要处理好激励与救助的关系问题,以及处理好积分制实践中因与果的关系问题。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董敬畏从理论层面对积分制的实质进行反思,他认为,一方面,从现实层面来看,积分制需要考虑与村庄现有治理网络的关系问题,能否突破现有村庄治理网络的边界有效运作;另一方面,在现代社区建设的背景下,积分制最终是变成了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还是变成了乡村社会自治的一部分,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杭州师范大学黄俊尧教授指出,萧山在推进积分制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主要进行了纵向比较,如从横向扩散推广看,规则的统一及其适用条件也是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他还认为,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模式,实施主体并不是政府、市场或社会组织中的任意一方,而是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包含强制手段也包含自愿手段,既可满足公意也可满足私意,该模式可进一步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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