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仁健：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8)

一是从粮食安全看，吃饭是天大的事，关系到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安全。“车轮子”与“饿肚子”不是一回事。车轮子没有了，可以不开车或少开车；饿肚子，一天、一顿都不行。古往今来，饥荒饥饿往往伴随着动乱，伴随着王朝和政权更替。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18至19世纪期间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南宋时中国人口达到1亿，清朝时增长到4亿，如果不是引进了玉米、土豆和红薯等作物，这么多人口是养不活的。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专门写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极为关注。这表明粮食问题不仅对中国很重要，而且对世界很重要。如果解决不好中国十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国际粮食市场就会大乱。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一旦出事，就会被卡脖子，甚至一剑封喉。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几年世界谷物产量总体增长，但是为什么国际粮价涨这么厉害？一方面与美国等量化宽松放水有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预期不好，各国都捂紧自己的粮袋子，不会轻易把粮食出口给别人。这就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在不断增多，2019年增加了1000万，2020年受疫情影响再增1.32亿。所以，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能出问题。

二是从国情农情看，大国小农、农民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是我国人地资源关系的真实写照。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07亿农业经营户，小农户数量占98.1%，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如果全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0亩，18亿亩耕地只需要1800万农户，那其他近2亿农户、数亿农民干什么去？小农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过程，即使到2035年城镇化率达到70%，全国仍将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小农户众多并将长期存在，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选择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机衔接不是一项具体工作，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改造小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历史耐心。要妥善处理好发展小农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关系，扶持小农、改造小农、带动小农，将其逐步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三是从战略全局看，农村是战略后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么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社会长期保持稳定这“两个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基础性支撑因素，就是“三农”压舱石稳住了。我国有约2.9亿农民工，在城里稳定落户的有1亿人，其他近2亿人还在城乡间流动，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关键是因为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这是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回乡，去年疫情期间，有近3000万农民工返乡留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数，但是没有出大的乱子，原因在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反观印度，贫民窟是怎么来的？1995年印度1亩地约卖4万人民币，10亩地就是40万，这对于农民来说太有吸引力，就赶紧把地卖完进城，但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在城市立足，大部分人钱花完了、地又卖了、根也拔了，想回农村也回不去了，只能聚集在城市贫民窟里。到现在，孟买等大城市百分之六七十的人还住在贫民窟。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对农民进城也要保持历史耐心，保留他们在乡村的根。这种制度安排，现在看不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是有道理的根本之策；不是短期偶然的过渡选择，而是长期必然的固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