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仁健：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4)

一是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小岗村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个简单朴实的道理，在当时却是惊天动地的创举。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五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认可、推广，并在政策上进行细化和完善。到1986年初，全国99.6%的农户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生产关系的变革空前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一年见成效，几年就大变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以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以形成，构成了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通过改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历史性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登上6000亿斤、7000亿斤、8000亿斤三个千亿斤台阶。林毅夫曾经测算，1978年到1984年，作物产出增长的43.6%归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增长的94%归于家庭责任制改革。2008年起，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达到400公斤以上，到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1.22万亿斤，比1978年翻了一番。

二是取消统购统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改革后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购销体制和流通体制也逐步由计划向市场转变。1983年中央逐步缩小农产品统派购范围，1993年全面放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购销，粮票等退出历史舞台。1984年把“两水”(水果、水产)价格放开，到2005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市场，农产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广大农民在取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之后，又取得了产品交换的自主权，邓小平称这是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包干到户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国家放开政策允许农民搞工业、允许个人搞商品流通，乡镇企业乘势而起，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挤出一条缝隙，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化发展的一支劲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来单一搞种养的格局，倒逼国有企业开始市场化改革，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变。

三是农村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为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物质保障。改革初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形成了就地转移浪潮。90年代后，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活动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规定被逐步取消，在市场规律作用、利益机制驱动和城市文明感召下，亿万农民开始“离土又离乡”，形成了农民工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新浪潮，这不仅极大拓展了农民就业发展空间，更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亟需且宝贵的劳动力资源。此外，通过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低价征用、高价出售，还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以2004年为例，农民工月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雇用农民工每人每月可以省796元，以当时全国1.2亿农民工计算，全年因雇用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就高达1万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增量，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等方面的隐性节省。以2012年为例，国家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2.91万公顷，若按全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均价计算，共计3.73万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三成多。

第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是全面小康的主战场，“三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聚焦发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亿万农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

一是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经过多年探索，基本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工作中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完善粮食支持保护制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的“十七连丰”，连续6年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冲击，一度引发很大恐慌，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但是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风景这边独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对保持社会稳定“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