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农民、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践思考(2)

我们党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继续开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提出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1958年，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号召。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是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也是党在农村组织农民、富裕农民的制度保证，因此给予大力肯定。但在建立以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因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够，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实际，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领导农民改造落后的农业生产力

建国初期，我们就开始探索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问题。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7] 因此，对农业现代化的设想主要是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工农并举的工业化道路。这也是由人多地少并且工业现代化起步滞后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希望通过中国农业现代化改造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党和政府要求以农业增产为目标，强调依靠科学技术和物质投入改变农业落后的生产力，包括机械、电力、化肥、农药、先进技术等的推广和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机械化，扩大化肥使用面积，兴修农田水利，注重选育优良品种，推广农业“八字宪法”、水稻薄膜育秧、精耕细作等技术措施，有效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三）推动农村工业化发展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毛泽东提出，“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农村伟大光明的前途”[8]，决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1958年11月又提出“要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9]。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0]，并明确了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两步走战略目标和步骤。但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短缺，以及城市重工业为主的战略选择，农村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

三、通过改革开放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充分肯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他指出“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1]。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农民的经济收入得到快速发展，积极性得到大大提高，为“三农”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激发农民创造力，释放农村生产力

随着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生死契约”，轰轰烈烈的“大包干”开始实施，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民创造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合作的新发展[12]，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提升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增强了农民自身发展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段时间，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仅从1979年到199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13]，农民收入成倍增加，同时为农民寻求多元化的发展平台提供了可能。

（二）强化改革政策支撑，维护农民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农业生产水平与之前相比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与其他行业横向比较仍然是短板，农业比较收益偏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过重等成为这个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根本利益， 《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减轻农民额外负担”。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对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予以严厉制止。为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2006年1月1日正式废止《农业税条例》。农业税的废止，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乡村干群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开启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新篇章。在此期间，农民人均收入得到较大提升，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2年的2529元。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逐渐下降，从1978年的82.1%降低为2002年的60.9%。

（三）统筹城乡发展反哺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