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脱贫攻坚精神推进乡村振兴？专家这样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抓住机遇，胸怀‘国之大者’，强化问题意识，扎实调查、深入研究，着力推出对党和国家决策切实管用的研究成果，提供智力支持。”7月30日，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在致辞中说。与会专家学者在总结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和脱贫攻坚精神的基础上，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关注点、理论创新点、实践着力点展开研讨。

脱贫攻坚精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怎么样看待中国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研究员从经济史的角度梳理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脉络：“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但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迫，农村黑暗、农业凋敝，广大农民极度贫困。”武力指出，中国实现了农村整体消除贫困，书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给世界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脱贫攻坚”的决心和部署，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从上下同心、改革创新、以民为本、精准施策四个方面阐释了脱贫攻坚精神在乡村振兴中的传承：

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政府、市场、农民三方合力，汇聚全社会资源，共同推进和参与乡村振兴，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

脱贫攻坚更多依靠的是外部力量帮扶，乡村振兴重在依靠改革创新，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机制，农村体制改革、机制模式创新、科技创新、品牌创造和营销变革等，都是改革创新的重要方面；

要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产业发展、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和引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投融资等方面建立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振兴模式，针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类型的村庄，采取不同的振兴模式和政策措施。

“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赓续传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强大动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脱贫攻坚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它在乡村振兴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教授说。

把握巩固、拓展、衔接的政策内涵

专家学者认为，“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体制和政策体系将逐渐转化过渡为实施乡村振兴的体制和政策体系，应准确把握规模性返贫和巩固拓展衔接的政策内涵。

林万龙认为，“巩固”“拓展”和“衔接”之间，不能简单理解为递进关系。衔接之中和衔接之后，仍然有巩固任务。巩固脱贫成果和衔接实施乡村振兴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任务，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不仅应贯穿于过渡期，还应贯穿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时期。这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应有之意。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要防止规模性返贫和新增贫困人口。”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教授指出，国家建立监测和帮扶机制，要求及时发现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并纳入监测，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早发现、早帮扶、早解决，动态清零。

林万龙强调，制定量化的规模性返贫标准，往往是不可取的。应从工作要求的角度理解防止规模性返贫，对巩固脱贫成果有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工作举措，做到责任落实、政策设计、预警监测、有效帮扶到四个“到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未来五年中西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林万龙指出，虽然所有人口已全部脱贫，但是农户的收入尚存在一定分化。据测算，政策性收入对于脱贫户中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仍十分重要。

对于优化调整政策设计，林万龙建议，目前，我国乡村振兴工作大体上需要考虑兜底保障人群、相对贫困（低收入）人群以及一般农户三个群体，应采取差异性政策：

对兜底保障户强化社会福利支持，增强政策的“可得性”；

对低收户强化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增强政策的“可及性”；

对于一般农户，要注意协调脱贫攻坚期形成的帮扶农户和一般农户之间的福利差距。

同时，要衔接工作体制，包括领导体制、工作体系的衔接，规划、项目、考核机制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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