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融合中“解锁”乡村共富的密码

　　2021年和2022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位列全国首位，“十三五”期间，上海同样是排头兵。从全国排序来看，这是可圈可点的成绩。不过，要衡量农民收入增长，还有一个被国际看中的概念，叫“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成为与“共同富裕”直接挂钩的两个指标。由此，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是上海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聚焦农民增收，则是上海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考题。

　　谁是“农民”？

　　据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2022年数据显示，上海农业户籍人口约有120.9万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农村常住人口约266.15万人。统计意义上的“农民收入”，就是指农村常住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据上海市统计局相关数据，在上海，不分户籍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约有25万人，另据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在特定时段监测，不分户籍从事规模化种植经营的相对固定从业人员约4.9万人。

　　由此，这些上海户籍农村常住居民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增收与保障，就是这道“考题”主要聚焦的两类问题，而它的背后关联着不同的脉络与答案。

　　连城带乡 融合发展

　　普惠农村居民

　　“即便看到，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国内居首，特别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在缩小，但也仍然要意识到问题。譬如，城乡区域的不平衡，收入结构的差异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收入差距的绝对值等，都是比较明显的。”上海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1，而对标欧洲，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1.5，“我们更清楚差距。”

　　当前，上海探索现代化大都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将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牢牢耦合，“双轮驱动”的多种路径探索，其目标都指向了“农民增收”。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就提出，中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城乡关系，就要通过城乡融合，要寻找能够使城市、县、镇、村庄之间有效衔接的区域。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经济已经高度发展、城市跟乡村之间已经形成有效联系的区域，就呈现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形态。

　　何以“双轮驱动”？上海的“五个新城”“南北转型”建设，正按照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向前推进，这为统筹谋划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抓手；也看到九大涉农行政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阵地，正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积极发挥着纽带和连接作用。唯此，为农民增收拓宽渠道提供了空间。

　　9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成便是成果之一。看似是以点为阵，各个击破，但这9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成，无一不需要区、镇乃至市级的统筹协调，从土地使用、产业规划到人才、资金的引入，90个“突破口”所积累的先期经验，落脚在努力“拉平”乡村与城市发展相配套上。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平移项目的开展等，一系列高起点、高目标的“破土性”操作，为乡村建设带来了制度性创新。由此而来，乡村区域资源活了，农村建设用地的“瓶颈”正试图被打开，多元化通道的呈现正在为镇、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造血寻求机会。也只有这样，农村居民除工资性收入之外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才有进一步“放大”的可能。

　　镇级“连城带乡”的区域功能作用正在“蓬勃生长”。近两年，“镇”已经成为统筹盘活农村区域的基本单元。由镇级统筹谋划和参与的农村集体资产合作与入股，诞生了不少创新模式，带动了乡村产业集聚式发展；以镇为单位的乡村公共服务整体升级，让乡村风貌呈现出了新的冲击力。

　　这就不难理解，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红利”之下，连城带乡，促使区与镇的“空间黏合”正在普惠乡村。今后，还将有更多培育和成熟的“连接点”惠及农村居民，串点成线，由线及面。

　　多元路径 系统推进

　　促进农民共富

　　全面看待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不只在于城乡之间。在农村和农民的“内部”，还存在着群体多样化的细分与差异。

　　从农村形态看，既要看到，有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的“群像”，乡村面貌正在不断翻新；也要看到，还有许多经济相对薄弱村亟待发展，需要机遇。

　　从农民群体看，既要看到有一批正与大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相接轨的“头雁”、“菁鹰”们，也要看到还有很多低收入、低保障的农民，有的接近退休、较难就业，有的学历较低、技能受限，有的因病因残致贫、生活还很困难，以及老年农民如何拥有安心的养老保障……要回应上海乡村民生保障，需要牢牢划一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