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不该被遗忘的老瘟疫

　　许多人经由《霍乱时期的爱情》知道霍乱这一可怕传染病。

　　书评人说，爱情和霍乱一样，迅速扩散，持久蔓延，难以治愈。不管人们是什么肤色、何种出身，霍乱突然蔓延开来，夺走的生命难以计数。

　　它是人类传染病的两个“终极大魔头”——甲类传染病之一。另一个是鼠疫。

　　迄今，霍乱一共出现过7次全球大流行，被称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

　　如今，世界正在遭遇始于1961年的第7次霍乱大流行，每年有300万至500万例感染。

　　盛行多年的“瘴气论”

　　很长时间内，人们搞不清楚霍乱是种什么病。

　　一开始，部分印度人突然出现没完没了的腹泻症状，吃什么药都治不好。更可怕的是，人们发现类似症状会出现在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人身上。随着患病人群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或是一种严重传染病。

　　染病的人会出现惊人腹泻，严重脱水，并附带大量钠离子和电解质流失。剧烈的恶心和呕吐，又让患者饮水极为困难，而脱水还会引发四肢痉挛和剧痛。

　　19世纪以前，由于地理环境封闭、陆路不畅等原因，霍乱长期以来只是恒河三角洲一带的地方性疾病。直到殖民主义和世界贸易的兴起，致命病菌流窜出印度，引起了第一次无可避免的大流行。

　　1817年，恒河洪水泛滥，霍乱在恒河下游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后来波及整个印度大陆，又传播到曼谷、泰国和菲律宾等地，1821年传入我国东南沿海，肆虐整个亚洲地区。

　　这是有记载的世界范围内第一次霍乱大流行。

　　此后20年不到，霍乱就成了“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到1923年的百余年间，6次霍乱大流行，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

　　霍乱之所以一次次卷土重来，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未能摸清其成因与传播路径有关。 

　　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面对未知的疾病，就其“传染性”发生争论，当时的主流观点是“瘴气论”，认为霍乱是经空气传播的。“瘴气论”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开始，人们就知道空气会传播病毒，有些臭气味能致人死亡。

　　当时的欧洲人民普遍支持“瘴气论”。

　　以英国为例，支持这个观点的人除了主流医学界之外，还包括《柳叶刀》编辑、现代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等。

　　尽管那时牛顿的力学理论已成为大众的科学启蒙，但在对医学、生理学的认知方面，19世纪中期还是蒙昧的年代。

　　无知和霍乱同样可怕。

　　斯诺医生的“死亡地图”

　　看清霍乱面目的希望首先来自一名英国医生——“神探”约翰·斯诺。

　　1854年，英国伦敦再一次出现了霍乱大暴发，富人们争先恐后逃离伦敦，穷人只能在绝望中祈祷。

　　斯诺对“瘴气论”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霍乱应该是通过被污染的水传播的。他的这个想法源于一个朴素的判断——如果霍乱是通过空气传染的，那么发病的部位应该是肺部而不是肠道。

　　为追查疫情，斯诺开始记录每天的死亡人数和病患人数，并且将死亡患者的地址一一标注在地图上。经过分析他发现，所有的死亡案例都发生在一个叫宽街的地方。

　　令他困惑的是，附近的感化院和啤酒厂像是被施了魔法，几乎没有人死亡。于是斯诺走访了当地的每一户人家，最终将“凶手”锁定在宽街的一口公用水井。

　　后来，他得知感化院和啤酒厂均有自己独立的水井，而且啤酒厂的工人平常只喝啤酒不喝水，所以该厂没有人感染霍乱。为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推断，斯诺继续跟进地图中没有生活在宽街水井附近的死亡案例，发现大部分死者都是常年饮用宽街水的人。

　　至此，所有的谜团都解开了，真正传播霍乱的介质是水。斯诺将结论上报伦敦政府，政府听取其建议封了水井，发病人数大幅减少。

　　斯诺用实地调查和严密推理，开启了医学史上“流行病学”的先河。如今，医学地理学和传染学将绘制地图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也与斯诺有很大关系。

　　但由于当时“瘴气论”过于根深蒂固，而斯诺也没有发现更直接的证据，因此他的理论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并不被主流医学界和公众接受。

　　事实上，当斯诺在伦敦分析他的数据时，意大利解剖学家菲利波·帕齐尼首次发现了霍乱弧菌，但由于“瘴气论”在意大利同样盛行，帕齐尼的发现亦未受关注。

　　科赫的“逗号”

　　对疾病的认识是在怀疑与证实中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