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不该被遗忘的老瘟疫(2)

　　18年后，病原细菌学奠基人、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遭遇了和斯诺同样的命运。被历史铭记的“首次从粪便中分离出霍乱弧菌，找出霍乱元凶”的伟绩，在当时也面对不同声音。

　　1883年6月，第5次世界性霍乱袭击埃及，埃及政府向在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研究方面占世界领先地位的法国和德国求救，两国立即派了医疗组。

　　德国医疗组由科赫领导。在希腊的医院，科赫的医疗组对12名霍乱病人和10名死者进行了细菌学研究，发现死者的肠黏膜上有一种特别的细菌。此前一年，科赫也曾从印度寄给他的部分霍乱死者的肠中观察到大量细菌。

　　他想，也许这正是与霍乱有关的病菌，只是无法验证，因为不能拿人的生命冒险做实验。不久，埃及霍乱慢慢平息，科赫带领小组转移到霍乱仍在流行的加尔各答。

　　在那里，科赫研究了土质、水、空气、流行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特性等问题，并且进行细菌培植。1884年1月，他宣称，杆菌的纯培养成功，并且尸检中发现的细菌与在埃及见到的一样，但在健康人身上却总是找不到。

　　随后，科赫正式报告称，这种杆菌不像别的杆菌那么长直，它“有点儿弯曲，有如一个逗号”，在潮湿脏污的亚麻布上或湿润的土壤中繁殖，对干燥和弱酸溶液非常敏感。

　　科赫小组在霍乱流行区共研究了40名霍乱病人，并对52名患霍乱的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得出结论：“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染上霍乱，除非他吞下了霍乱弧菌。”

　　但部分人对此不屑一顾。1884年6月，英国特地组织了一个小组，前往加尔各答检验科赫的“发现”，回来后写出的报告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科赫的论断。

　　为了否定被他嘲笑为“热情猎取逗号”的科赫之理论，德国卫生学家佩藤科弗甚至在自己身上做了一次危及生命的实验，以身试菌。

　　佩藤科弗确实并没有因此染上霍乱。他只是在实验后的第三天患了肠黏膜炎。但他不知道的是，之所以没有患上严重的霍乱，是因为在他向科赫索取霍乱培养物时，科赫猜到其用意，有意把经过多次稀释、毒性已衰弱到极点的霍乱培养物给了他。

　　佩藤科弗只是“以身试菌”的代表。曾有医学史家做过统计，用霍乱培养物做自体试验的，仅有记录的就有40人之多。这些实验极大地推动了对霍乱的研究。

　　清洁水源和疫苗助力抗衡霍乱

　　斯诺和科赫等人的努力，开启了科学对抗霍乱的历程。

　　发端于斯诺“死亡地图”的流行病学成为日后预防医学的基础，而从疫情中诞生的公共卫生理念和由此引发的公共卫生运动，推动着欧洲乃至世界公共卫生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改水改厕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曾长期在我国流行的古典型霍乱绝迹。

　　20世纪60年代初，第7次霍乱大流行传入我国后，我国加强了防疫专业队伍和监测系统的建设。针对霍乱的发生和流行，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明确指示。国务院曾为此专门召开过会议，并于1981年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明确提出“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防治霍乱的对策原则，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霍乱疫情和疫源地的监测和防治工作。21世纪以来，中国的霍乱疫情已经非常少见。

　　与此同时，霍乱弧菌的成功分离开启了疫苗研发的可能。1885年，西班牙的佛瑞将霍乱菌肉汁培养物注射到人体，成为人体注射疫苗的开始。1896年，德国的考来将霍乱弧菌加热杀死后制成菌苗，并在1902年日本霍乱大流行时使用，获得成功。

　　之后俄国人哈夫克伊纳开始在印度进行霍乱疫苗临床试验，20世纪20年代，印度进行了大规模临床试验，此后的几年中，接种人数高达300万。

　　2004年，中国研制的新型口服霍乱疫苗上市，大幅降低了成本和副作用，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药，已经在非洲等贫困地区推广。

　　近年来，非洲各地暴发的一连串霍乱疫情促使当地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苗接种运动，非洲大陆共有200多万人接受了口服霍乱疫苗。

　　目前，口服补液、静脉输液和抗生素的治疗体系已经能有效医治霍乱病患，死亡率可控制在1%以下。历史上最恐怖传染病的魅影，渐渐从生活中隐去，但人类为此所做的科研努力不应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