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陈光：“发动机就像我的孩子”

受访者供图

　　9月28日，珠海航展上亮相的歼-20战机换上了国产发动机，这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光格外高兴。他一生钻研航空发动机，把发动机视为自己的“孩子”。

　　“如果不戴助听器，整个世界一片安静。”今年91岁高龄的陈光听力已经不太灵光，但他每天坚持在北航校园里走上两圈，上午40分钟，下午40分钟。在校园里遇到的老同事、老朋友都会主动和他打招呼，热情地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放学回家的晚辈隔着很远就和他打招呼。

　　耄耋之年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步伐有力。他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开讲座、讲网课、写文章，凡是对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有利的事情，他都在所不辞。

　　学一门，爱一门 

　　1930年出生的陈光到了上学的年纪，就赶上接连不断的战争。由于时局混乱，他随家人四处奔波，辗转湖北宜昌市、巴东县，四川万县和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等地，中学6年就换了6个学校。

　　中学毕业，陈光考入当时的湖北省省立医学院，开始了短暂的学医历程。但两年后由于家境困难，家中无法解决3个孩子的上学问题，陈光的大学上不下去了。为了有学可上，他把目标转向了供给制的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之一）。

　　“学习航空航天的想法很简单——那是天上飞的，很神气，又是到首都北京上学，那是多少年轻人的梦想。”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学校属于供给制，不仅不收费，还发制服与生活费。当时的供给标准是每月餐费18元，零用2元，吃饭按桌，每桌8人，菜也很丰富，有时还吃过大对虾。2元钱的零用钱也算是比较多的，那时候去杂货铺，花5分钱就能买上一捧花生米。

　　一个油布包，里面装着的被褥和床单，就是陈光从武汉到北京上学的“家当”。这些物件一跟就跟了他几十年的时光，见证着他青年时期熬夜苦读、钻研专业的日子。

　　入学后，陈光和同学们没有固定的校舍，曾经在四合院、工栅等地方住宿和学习，在北京钱粮胡同9号和13号住的时间最久。冬天同学们轮流生炉子，陈光是南方人，每次生炉子都要花上两个小时，弄得满脸黑乎乎的，才把炉子点着。直到1954年开学，他们搬到航院二号学生楼，这才算是有了专门的宿舍。

　　条件艰苦挡不住陈光学专业知识的劲头儿。糊里糊涂进了发动机专业的他，反而越学越喜欢，每年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陈光入学后被分到发动机设计专业学习。当时的老师先听苏联专家讲课，再将讲义翻译成中文，油印给同学们，所以每一份学习材料大家都格外珍惜。“当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用的还是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上电工课，由于没有投影设备，老先生每次上课都要提前公示大纲，用毛笔写在大张的纸上，上课时再一张一张贴在黑板上，好像是‘拉洋片’。”

　　1955年9月13日，成绩优异的陈光留校参加工作，此后的人生就紧紧地和发动机捆绑在了一起。

　　一场辩论避免了一起国际官司 

　　1988年5月30日晚，中国民航的B-2604苏制图-154M客机在广州起飞后约10分钟，机尾发动机发生了严重的断轴故障，3台发动机中，有1台的3级低压涡轮甩离机身，在发动机尾部留下一个可供1人通过的大洞。好在当时甩出的碎片未对机身与操纵系统造成破坏，飞机得以安全返航，未酿成大难。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负责故障调查与分析，苏方派来发动机生产厂的总工程师等专家来华。中苏双方在分析中，都认可发动机内的隔热套筒突发下陷导致了事故，但对下陷原因产生了分歧。苏联专家认为，事故是中方使用不当所致。中方专家感到无法认可苏方的这种说法，但一时又苦于找不到有力的论据。

　　事故发生后4个月，陈光和熊昌炳、朱谷君接到参与事故分析与调查的任务——找出故障的真正原因，并拿出能使苏方认可的分析论证报告。

　　面对一个故障隔热套筒，要分析出原因并不容易。接到任务的头几天，陈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一门心思就琢磨，这个下陷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久，他想出了用“模拟故障形象”的试验方法来分析，模拟事故条件，弄清楚原因。如果用金属制的模拟件，费时费力，耗费金钱。当时陈光爱打网球，有很多网球筒。于是，他搞起了“多快好省”的土办法——用网球筒、钢管、水和气门芯等便宜易得的物件搞出来个模拟试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