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医一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我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2)

　　彭红和李颖贤负责20个病人，其中10个上了心电监护，8个吸氧，每个病人都有补液。工作量比较大，又没有护工、清洁工，她们还需要干打开水、收拾垃圾、派餐等琐碎事情。

　　“第一天上班，我们对很多东西不熟悉，床号都没有分清楚，还有呼叫铃、输液卡、床头卡都找不到位置在哪儿。”彭红说，有些病人换补液等待时间过久稍显急躁，不过一解释说我们是广东来的医疗队，刚刚接手这个病区，希望见谅，病人就很激动很开心，“他们说你们真伟大，是我们的救星呀……”

彭红和李颖贤在搬氧气罐。

　　“不管你是多大的教授，都得去搬” 

　　第一次踏入病房的时候，陈爱兰就带领队员把所有病人的情况、所有仪器设备特别是供氧设备都研究了一遍。

　　陈爱兰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好多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只有40%到60%，而正常人在95%以上。对于肺损伤的病人，低氧血症会引起气喘、口唇发紫甚至病情急转直下，因缺氧引发多器官衰竭。

　　“肺部损伤时，氧疗是重要的治疗手段。医院的中心供氧一般是按照病区30%的病人需要吸氧设计的，但当时几乎所有患者都需要吸氧。”陈爱兰说。

　　当晚他们就提出这个氧供瓶颈问题，得到抗疫临时总指挥部、广医一院大后方以及钟南山医学基金会的支持，制氧机储氧面罩、呼吸机面罩陆续捐赠过来。

　　1月29日，第一批20台制氧机运来。但病人实在太多，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对于氧气的迫切需求。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医疗队紧急向当地医院申请了40个大氧气瓶。

　　非常时期，早被当成“文物”的氧气瓶重出江湖。

　　搬氧气瓶则成了医护人员的必修课。

　　谢佳星说，由于从未如此大规模使用氧气瓶，起初空的、满的全放一起，减压阀、氧气瓶扳手要“满天找才找得到”。

　　“不管你是多大的教授，都得去搬。”谢佳星说，由于人手不足，陈主任身先士卒，100多斤的氧气瓶，她搬上车推起就走。

　　张建恒、谢佳星两位男医生大显身手，来来回回，将氧气瓶一个个搬到位。张建恒开玩笑说：“我们生产不了氧气，能做氧气的搬运工也挺好！”

　　90后护士李颖贤的个子跟氧气瓶差不多高，还没有氧气瓶重，之前也从未接触过氧气瓶。因为在广医一院，使用氧气瓶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

　　看到年轻护士对于氧气瓶的搬运、更换不是很熟悉，彭红便主动示范，教她们最安全最省力的方法。不仅如此，遇到更换氧气瓶时，她总抢着去。她说：“你们这些小年轻，又不如我壮实，经验也不够，真担心你们伤着自己，让我来！”

　　有一次，彭红4个小时内搬了10个氧气瓶，累得她不得不停下来，自己默默在走廊上靠一靠。

　　看到队员们这么辛苦，陈爱兰很心疼，这也成为她这个队长的“心结”。“我们虽不是同年同月生，但是同年同月同日参加这场战疫，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陈爱兰说，这是最原始的方法，在当时也是最可靠的方法。

谢佳星在库房安装无创呼吸机。

　　“为了救人，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也正是依靠这种原始的氧供疗法，一些濒临死亡的患者度过了危险期。

　　有位86岁的老大爷，血氧饱和度一度只有60%多，他能说话、能吃饭，就是不敢动，因为血氧太低，而氧气不够。后来推来了氧气罐，老大爷的血氧饱和度升到98%。

　　看到这个数字，陈爱兰有种按捺不住的喜悦。

　　后来，整个医院一天供应的氧气瓶增加到最多160个。

　　虽然氧气瓶到位了，但中心供氧跟不上，改善呼吸机的氧气供给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

　　张建恒回忆起研究生时做的机械通气研究，提出一个想法：用氧气瓶直接连接呼吸机，可以连到中心供氧管，或从氧桶引氧气直接连接到面罩，另一路氧接鼻导管，用无创面罩盖住鼻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