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化倡议”呼吁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2)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周大鸣指出，城乡分割背景下人口转移的特征、农民工城镇化的特点和农业产业特性等多种因素决定，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是产业经济结构、人口就业结构、乡村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方式、思想观念等五个要素的“都市化”过程，这与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不谋而合。

“东亚的乡村振兴经验，不仅是工业化的典范，也是协调城乡关系的典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田毅鹏以日本为例予以阐述：20世纪70年代，日本启动“一村一品”，利用本地潜在的资本和资源进行产业构造，转向“内化的发展”，强调村民的主动参与和过程总体的获益；1993年提出“第六次产业”，依托产业政策推出社会政策，鼓励在地就业，在村民受益的基础上建立起城乡交流的新体系，使村落再生、乡村活力再现；1999年颁布的《新农业法》，把农业看作社会产业，是乡村发展观的根本性转变。此外，以村落为依托实现文化振兴，通过农协实现高度组织化，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难题，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近年来，浙江省很多实践在全国走在前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毛丹总结浙江经验：一是在逆城市化到来前抓住先机，而不是等乡村凋敝了再修复；二是把乡村振兴当作长期事业，在党政层面常抓不懈；三是以环境和经济为基础，将乡村振兴五个方面一体建设；四是区分村民安居乐业的底线目标和吸引城市的资本、人流的高级目标。此外，寻找乡、村、家户利益增长的联结点，农村集体经济支持公共利益如何持续，克服乡村发展的同质化，保障人才输入的持续性，资本下乡赋能乡村的模式等，都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问题。

激发基层活力的乡村治理

“从秦汉的乡亭制、隋唐的乡里制、宋朝的保甲制，到民国的乡村自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再到当前的法治、自治与德治‘三治融合’，都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线索，因地而治，因治而序。”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罗必良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内含以产权为中心的逻辑线索。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农地确权后，农民非熟人间土地流转增多，基于人情世故的礼金支出显著降低，缔约期限延长，诱导乡村传统“关系型”交易向“契约型”治理体系转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以产权而非所有权为中心的制度变革，强化了地权的稳定、安全，使交易秩序契约化、规范化，弱化了差序格局，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乡村治理特别是基层自治如何有效运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学者王亚华强调自主治理的两项原则：受资源制度影响的大多数人都有权参与制定和修改规则，有责任人或用户监督用户行为和资源状况。当乡村治理过于依赖政府力量、由行政主导，自组织受到抑制，过于依赖正式监督，会造成三方面问题：规则供不应求，大量新兴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政府文件很难照顾各地差异化的情境；制度的执行无法到位。应激活基层运行中的集体选择机制，建议扩大基层选择空间，落实群众广泛参与，全面践行群众路线，构建多元监督体系，善用技术力量赋能。

政策改革、制度完善激发了乡村活力。回归乡村本身，如何推动村庄的重构和提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学者卢云峰以浙江某县的“文化礼堂”为例，介绍乡村共同体重建，特别是乡村文化和价值重构的五个方面：新乡贤等精英群体返乡，实现文化反哺，有了“人”的回归；宗族组织、乡贤联谊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建立，实现“组织”回归；过去的宗祠成了文化大讲堂，庙宇成为老年活动中心，“活动场所”复兴；广场舞、送戏下乡以及民间信仰活动等“活动”回归；红白理事会等内生组织，实现“乡村价值”重建。

从乡村整体发展出发，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文军提出以乡村社区为基本行动单元，本土资源和外部资源联动、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联结、社区发展和个人发展统一的“新内生发展模式”。该模式正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具体从三个层面推进：行动主体层面，分别针对村民骨干、弱势群体、全体村民赋能；资源整合层面，采取绘制“社区地图”、规划“未来社区”等形式，内外联动，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社区整体层面，从推进文化建设、加强情感联动和制度创设等多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