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隆重推出建党百年仲农平文章：大转折，中国命运百年逆袭(2)

近代史上，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等屡屡碰壁，固然令人扼腕，但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部中华文明史，数不尽的往圣先贤、明君能臣，纵使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世通言，但其立场始终是从“舟”的角度出发去衡量利弊，其本质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王朝兴替如走马灯，不管皇帝姓李、姓赵还是姓爱新觉罗，农民都是最底层的“供养者”。他们出钱出力、流血流汗地供奉着少数人的荣华富贵。

在厚厚的史册中，农民从未拥有主体尊严，他们只是工具。这就是千百年来社会运行的真相。

只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和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站在了一起；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不再是没有尊严的工具人，而成为历史的书写者、成为奋斗目标的本身。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对于党的宗旨的定位，深刻揭示了这个党的根本属性，反映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道理。

正是这样的宗旨，才可能会出现革命烈士程昭续这样的人，在敌人用刺刀顶住脖子问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时，斩钉截铁地说：“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共产党万岁！”随后英勇就义；也只有这样一个党，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哪怕是勇冠三军的红军大将黄克功，也会因杀害一名老百姓，被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审枪毙……

如果说历史的考卷有答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答案。只是这答案，考验的并不是智慧，而是立场和决心。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二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了以农民为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当作初心和使命，但是，“依靠农民”，却还要经过重重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洗礼才能最终领悟。而当这一天到来时，中国革命也将迎来伟大的转折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这个问题上，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度还难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还要走上一段曲折的弯路。

他们曾发动过铁路工人大罢工，但被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他们曾尝试与国民党“党内合作”，却遭遇蒋介石公开叛变屠杀；他们曾试图在城市发动起义，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党内一些人曾发出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这一疑问升至顶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3万人，不到十分之一。”

为错误路线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痛，对正确道路的渴望就有多强烈。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有其独有的特殊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像欧洲、苏联一样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而是要团结更为广大的农民，依靠工农联盟取得胜利。

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是我们党最早关注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将自己家“鸦飞不过的田产”田契当众烧毁，并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也从很早开始领导农民运动。正是通过农民运动，毛泽东勘破了真理，找到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道路。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这是对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洞察，对中国命运最精准的把握。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与点化时代的真理力量，两者相遇，就像海浪不停翻涌托举，最终迸出海面，成为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决定性因素。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到了一个地方，就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为农民讲政策、刷标语。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沿途撒播着革命真理。

1935年9月，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来到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而此时，长征跋山涉水，到底要走到哪里去，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