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做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面对一穷二白、百业凋敝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重整山河。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消除了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制度因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最基本制度保证。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大兴农田水利。大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探索建立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五保”制度①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体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推进，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初步满足。

（二）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革命，为中国注入了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的严峻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重要论断，提出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②，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③，实施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从国家层面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在农村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扭转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实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成立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扶贫标准、重点片区和贫困县，启动实施“三西”④农业建设。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释放了农村活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和观念更新，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历史新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农村贫困问题大大缓解的同时，贫困问题由普遍性分布呈现分层、分块、分化等新特征，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⑤，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继续推进大规模扶贫开发国家行动。1994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八七计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6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动摇，确定了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1999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夺取“八七计划”的胜利作出部署。200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推进。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0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5%。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制定实施一系列扶贫开发新政策新举措。对扶贫工作重点与瞄准对象作出重大调整，把中西部地区作为扶贫工作重点区域，在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基础上，选定15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对象，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动力培训转移，积极开展易地搬迁扶贫和生态移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201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1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为2.8%；2011年，中国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在新的扶贫标准下，中国贫困人口为1.22亿。

（三）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