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奎：为农民工市民化助把力

　　为市民化的“撑杆跳”助力，各地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强化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大城市户籍改革仍需作为重中之重，坚定有序推进。还应减轻农民工住房成本，紧扣基本公共服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多年来，对于一部分农民或大多数的农民工来说，市民化就好比是“撑杆跳”。“撑杆跳”难度系数不小，需要政策在其中找准助力点，助上一把力。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选的助力点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从而让农民或农民工能够更轻松、更有力地完成“撑杆跳”动作。这些政策值得期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我国农民工的数量接近2.9亿人。有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中真正在城市扎根、居住10年以上的，不到农民工总数的两成。农民工要成为新市民，这个“撑杆跳”的困难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大城市落户门槛依旧或多或少存在。许多“农二代”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在大城市成家难、落户难。不少劳动力正值壮年就开始考虑回农村养老的问题。二是居住成本高。有的城市调查数据显示，居住支出占农民工总支出比重超过40%。三是各类保障条件不够，脆弱性强，如农民工当前参与职工社会保险的比例仅为三成左右。四是农民工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仅靠打短工吃力气饭，人力资本积累差。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是，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完不成“撑杆跳”，缺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稳定积累，能量“低效”利用和“流失”的现象非常突出。各方面逐步形成的共识是：未来的城镇化政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策、促进消费拉动经济政策等，都应进一步聚焦农民和农民工，使他们如愿实现“撑杆跳”，成为新市民。

　　为市民化的“撑杆跳”助力，各地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强化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大城市户籍改革仍需作为重中之重，坚定予以推进。当前，小城镇、中小城市的落户基本上已没有门槛限制，限制主要存在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要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人口集中流入城市区分中心城区和新区郊区等区域，制定差异化落户政策，推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内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政策需要加强监督、促进落实。

　　减负的效果需要从多方面进一步体现。农民工负担里的很大一块是住房成本，因此，在农民工和新市民的城市住房问题上有所突破，减轻住房带来的压力，应成为2022年和“十四五”时期有关方面工作的一个重点。从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来看，在人口流入多的大城市，开发和盘活存量房屋资源，建设低成本、小户型的住房，满足农民工举家进城落户需要，应成为重要方向。此外，各地还要清理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性政策。

　　与此同时，还应紧扣基本公共服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积极扩大公办学位资源，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推动社保参保扩面，推动企业为农民工缴纳职工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费，合理引导灵活就业农民工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等。

　　提升新市民的人力资本功在当下，利在长远。资料显示，在城里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岁左右，这是一个黄金年龄。有关部门应进一步重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将其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加强政策设计，推动农民工接受更系统的培训、从事更具有知识含量的工作，成长为城市中高素质的产业工人。